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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南征新考

諸葛亮南征新考

 

/陳本榮

 

 

說明:此文作者是貴州大學歷史系九三級的學生。他為了考證諸葛亮南征的路線,曾查閱許多有關史籍,請教過史學界一些前輩,並到貴州關嶺一帶實地考察,然後數易其稿,寫成此文,主要是因為有關史籍和辭書的注釋互異。如夜郎縣,此文根據《辭海》詞條“關嶺”的注釋為今關嶺縣,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在今貴州桐梓縣東二十裏”。又如漢置牂牁郡的治所且蘭,此文釋為今貴州黃平;《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今貴州平越縣治;《辭海》“牂牁”條,又說牂牁郡的治所故且蘭,在今貴陽附近或凱裏西北;黃平是隋大業間改置牂州的治所。總之,這類問題,僅據現存的史籍、辭書,是難以定論的,有待於地下文物的發掘。

 

 

諸葛亮南征路線,歷來眾說紛紜。《三國志諸葛亮傳》僅用二十字記述南征始末,即“建興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對進軍路線及所到何地均未詳述。有關南征的記述,還散見於《三國志》其他人物的列傳,但需要對照研讀,才能有所瞭解。《華陽國志》記述南征,增加“由水路自安上入越巂”九字。有的學者以此為據,結合《漢晉春秋》、《三國演義》七擒孟獲的故事,片面地將諸葛亮南征視為單純的率軍平叛。凡發生叛亂之地,亮必親往討之,基於此論,描繪出一幅南征路線圖:成都——越巂(西昌)——渡瀘水(金沙江)——堂琅(會澤)——白岩(大理)——永昌(保山)——滇池——味縣(曲靖) ——平夷(畢節)——江陽(瀘州)——成都。但,這條南征路線的劃定,與我們研讀史料時發現的相關材料對照,疑點甚多。先歸結為:

 

 

其一:成都至越巂,經過《華陽國志》的任乃強先生考證,並無水路可通。由此,“自安上由水路如越巂”不能成立。並且,在陸路方面,唯有古犛牛道可通。然據《三國志張嶷傳》曰:“犛牛道絕已若干年。因而,由陸路進入越巂亦不可能。今年來有學者提出:“武侯大軍可能繞道瀘定,經冕寧入西昌”。此說不可取,因此線沿途地區的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極為惡劣,且無路,不利益大軍征戰。或曰:“武侯率軍過,乃大辟之”,其說甚荒謬。因武侯春出而秋還,在如此短時間內既行軍打仗,又開闢險道,斷不可能。還有學者提出:武侯南征必先聚集水陸兩路大軍於僰道(今四川宜賓)再向西,經馬湖、安上,從側面取邛都。或從僰道經廣南、南昌,繞道敵後攻取邛都“。以上兩說,有可取之初,設諸葛亮遺一能征善戰之將,率軍輕裝疾走,避開高定、雍闓佈防於犛牛道之主力,繞到敵後,出其不意而攻之,不失為一良策;若諸葛亮親率主力而為之,則主帥親率主力懸軍敵後,孤軍深入,乃兵家之大忌。亮一生用兵謹慎,決不會驅大軍入險境。

 

 

其二:建興初年的南中叛亂,與兩漢少數民族動亂性質不同。一,叛首系蜀漢統治階層中的野心家或權勢很大的漢族大姓集團的首腦,如高定、朱褒、雍闓等。這些人乘蜀敗於夷陵之機,欲借東吳勢力,以達到其割據稱王的目的。《三國志呂凱傳》中雍闓之言:“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即可表明其野心。二,與東吳勢力的滲透有直接關係。從《三國志 士燮傳》《步騭傳》可看出,當時益州雍闓等殺太守正昂、執太守張衣于吳,舉郡反蜀,遠降東吳,悉此二人唆使所為。士燮悉交州太守,步騭為吳之征南中將。《華陽國志》說:“吳主孫權遙用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為益州太守。”這足以證明,東吳在奪取荊州之後,又把南中視為新的角逐地了。如此,則與荊州鄰近的牂牁郡在戰略地位上就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諸葛亮的聰明才智,對南中幾郡孰重孰輕,當心如明鏡,焉能置東吳不顧而率傾國之軍遠涉入滇呢?

 

 

其三,關於七擒孟獲之事:《三國志》無隻字片言記載,而是在陳壽死後一百多年,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引《漢晉春秋》來的。《漢晉春秋》說:“亮在南中,所至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贈觀營陣,若只此,即定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對於七擒之事,前人多有質疑。《續雲南通志》認為:“若縱之去而複為陣戰以擒之,則蠻煙瘴嶺之間如是七往返,勢必曠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還?”《通鑒輯覽》說:“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孟獲其人及七擒之事是否有之,已無考。但多數史學家認為:七擒七縱,以軍事為兒戲,決非亮之所為。假設真有孟獲其人,亦無需武侯數千里追蹤,親為陣戰。

 

 

其四,據《大定府志》載,當時居於平夷東南(今大方,黔西一帶)的蠻酋長濟火,“聞武侯大軍到平夷,即親率部族積糧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南征,受封羅甸王,世長其土。”彝文濟火受封碑,現存大方縣博物館。這段材料,歷來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如其可靠,則從邏輯上判斷,諸葛亮應先到平夷一帶活動。並且,關於武侯入滇的記載,遍查《三國志》等原始史料,並無隻字片言記錄。

 

 

南征究竟到達何地呢?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有“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在何地是歷代史學家考證南征路線的重要依據。據裴松之考,“瀘”即瀘津水。並在“深入不毛”之句後注:“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句町在牂牁之南,其治所中心在廣西西林,與貴州望謨、冊享幾縣相鄰。對於這個問題,當從兩點加以分析:首先:“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不能將其斷章取義的理解為具體地指某地,這很可能只是一種文字上的修飾手法。因在南征的過程中,並非只是渡過某一合流。其次,裴松之的考證中,亦不敢斷言“瀘”之所在,其注只是給了一個大概的方位。而在裴松之的時代,通過這一方位的道路,未有從直指牂牁江的南夷道。

 

 

如渡瀘之地是在牂牁以南的瀘津水(駝娘口),則南征的路線當從僰道向南推進。諸葛亮及其統帥部的活動中心區域亦在牂牁境內。此論尚無前人提出。凡論述南征的文章,皆遵前人之說,言武侯南征入滇,主要是征服酋長孟獲,所爭者,擒獲之地也。對此,多數史學家難以苟同,又無暇顧及此等小事,致使南征成了千古之謎。

 

 

在經過反復研讀《三國志》及有關史料以後,我認為武侯南征,當有這幾個目的:1、實現“南撫夷越”的抱負。2、割斷東吳窺視南中的野心。3、平定叛亂,鞏固後方,用南中的資源和壯丁為北伐之資。4、欲以武力收復交州。南征欲達到以上目的,則牂牁就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牂牁郡在三國時,其地域約相當於今貴州省大部和雲南東部,明清時代稱“黔”。地處粵蜀滇楚之沖,如《甲秀樓長聯》所述,“東枕衡湘,西襟滇詔,南屏粵嶠,北帶巴夔”。《黔書》雲:“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黔治,則與之俱治;黔亂,則與之俱亂”。可見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武侯南征,焉能棄此要地而遠涉入滇呢?

 

 

《華陽國治》載:“蜀之南中諸郡,降都督治也,治所平夷。”《三國志李恢傳》記載,章武元年,劉備“以恢為庲降都督,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李恢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將領,曾勸說馬超降劉備,受劉備和諸葛亮所其中。身為都督的李恢,在諸葛亮到達平夷之前,已率軍進入益州平叛。既然當時南中幾郡的最高首府在平夷,軍需儲備也在平夷,那麼武侯南征的大軍就必然先到平夷,然後再向南推進。此論是否能夠成立,需考證漢代牂牁的交通道路。

 

 

武侯率數萬之眾,道路是大軍運行的先決條件之一。牂牁有無大道可行軍呢?據《史記》載,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命中郎將唐蒙“發巴蜀卒治南夷道,從僰道直指牂牁江。”同時下令以巴、蜀、廣幾郡的財力物力作治道之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為治道“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可見其工程之難,耗費之大,前後經歷十八年,南夷道始建成,並在沿線設置郵亭、驛站。《西漢會要》卷一六說:“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南夷道起於僰道、沿線經平夷(畢節)、漢陽(赫章)、三江成(三叉河)、夜郎縣境(關嶺)、談指境(今冊亭縣的百樂區一帶,南北盤江交匯處)。南夷道是漢代開發西南的一項大工程,是貫通南北交通的主要大道,對戍邊,商旅及古代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等等,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諸葛南征,極有可能是通過這條古道先到平夷,再向南推進。這證明,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對武侯南征的路線曾作過認真的考證,所指示的進軍方位是正確的。

 

 

縱觀武侯南征,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武力征討為主,調兵遣將運籌帷幄的統率中心在平夷。這一階段武侯的文韜武略,被史家收錄載入史冊的,約有這樣幾項:

 

 

永沁      2008-11-18 14:04

 

1、任命馬忠為牂牁太守,率軍經鄨縣(遵義)至牂牁郡治所且蘭(黃平),討伐朱褒,屯軍設防,切斷東吳窺視南中的通道。且蘭是荊州入滇的咽喉要地,《漢書西南夷傳》說;且蘭是“隔滇道者”。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原且蘭的政權,在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為漢將軍郭昌、衛廣所滅,直屬漢中央管轄。《漢書地理志》《後漢書 郡國志》都稱牂牁郡為“故且蘭”。今貴州施秉,黃平,鎮遠一帶的南征遺跡,皆馬忠一軍所留。《三國志 馬忠傳》載“(建興)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

 

 

2、遣一軍從平夷經南昌(彝良)至安上(昭覺),從側翼進攻邛都,討伐雍闓、高定。即《華陽國志》載,“從安上入越巂”。

 

 

3、另遣一軍從平夷經朱提(昭通)至卑水(德昌至甯南一帶),即《華陽國志》載“亮軍卑水”。這樣,就切斷了叛軍南串入味縣或東串入朱提(昭通)之路,形成了夾擊包圍之勢。

 

 

4、諸葛亮曾命王士以益州太守的身份,前往卻說雍闓、高定二人,雍闓已有歸降之意,時值兩軍內訌,雍闓為高定所殺,王士正在雍闓軍營,亦同時遇害。《華陽國志》載:“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等”,即言此事。《季漢輔臣贊注》記述較詳。王士,字義強,犍為太守,“從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諸葛亮力爭和平解決雍——高的叛亂以失敗告終,下令誅殺高定。叛軍皆烏合之眾,又經兩軍內訌,其勢已率,一戰即平,誅殺高定,朱褒亦被馬忠所斬。至此,南中越巂與牂牁叛亂即告平息,縱有小股為患,皆不堪一擊,如《三國志》所言:“亮在南中,所戰皆捷。”唯率軍先進入益州的李恢,尚無聲息,武侯令卑水之軍渡金沙江入益州援李恢。

 

 

5、南中局勢穩定後,諸葛亮即寫表上奏後主,《三國志 呂凱傳》說,“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逼其東北,而闓等守義,不與交通”。對忠於蜀漢,沒有參與叛亂的永昌郡吏呂凱等給予褒獎,封官贈爵,委以重任。同傳:“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侯,為永昌太守。”

 

 

6、對迅速歸附的部落酋長,亦給予封地贈爵,世襲領地。如前文已提及的濟火,就被冊封為羅甸王,世長其土。

 

 

武侯在平夷首戰告捷,即揮師難進。據傳,當時送行的蠻酋長以百計,蠻丁萬余,到畢節的七星關,武侯親率眾祭天,以結永世之盟。武侯在七星關祭天的傳說,貴州各志書都有記載,不意義引錄。

 

 

武侯沿南夷道進至何地呢?對此,蜀史記載闕如。根據明、清以來見於各書的史料記載和流傳於民間的有關野史傳說,以及作者對關嶺一帶南征遺跡的實地勘察和採訪,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南征目的等等,進行綜合分析、考證,我認為諸葛亮曾在夜郎縣境(今關嶺縣)駐軍多日。《黔書》、《續南識略》、《永寧州志》等書都記載有武侯南征在此駐軍的傳說。明代黔中詩人邵元善寫有《紅岩詩》一首,詩雲:“諸葛曾於此駐軍,至今銅鼓有遺身”,即是一例。關嶺所留下的南征遺跡之多,在南征遺址點中,居雲貴兩省前列。關嶺地勢險要,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自古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稱。《黔南識略》說:其地“扼黔蜀滇粵四省之要害,咽喉重地也”。可見其地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關嶺曾是南征第二階段的指揮中心。這一階段,大的軍事行動已告結束,主要是處理南征的善後工作,制定管理南中的政策措施,從新劃分南中的郡縣政區等等,從宏觀上加強對南中的控制。這一時期武侯的文韜武略,被史家所收錄載入史冊的,主要有這樣幾項:

 

 

1、派遣信使部隊,與各軍各地聯絡,根據反饋的信息和情報,迅速採取措施,下達命令。當時派遣的信使部隊,以關嶺為中心,奔向東南西北。故貴州的南征遺址,呈十字形分佈,以東西方向為例,一隊往西,從夜郎縣往且蘭(黃平)與馬忠聯絡。一隊往東經味縣往益州,與李恢、呂凱等聯絡。這種騎馬飛馳的信使聯絡部隊,在橫穿牂牁的古道上,留下多處南征遺址,如晴隆城南的飲馬池,關索古道上的馬跑泉等等,有關這條古道上的南征遺址及傳說,貴州各志書都有記載,不一一引錄。諸葛亮開通這條古道,還有更為深遠的目的,即一旦北伐曹魏成功,可調南中之軍,沿此道奪取荊湘之地。南征初期,李恢孤軍深入益州平叛,在昆明被困,又未得亮聲息,故用計突圍,“追奔逐北,東接牂牁,南抵盤江,與亮聲勢相連。”(《三國志李恢傳》)。此時恢軍究在何地?也是考證南征的重要依據之一。李恢突圍北上後,約在味縣(曲靖)一帶和諸葛亮所遣之信使部隊會和,得亮聲息後,即揮師南下。此時呂凱已領雲南太守,率軍進入雲南郡,參加平叛,昆明地區的叛亂已告平息。李恢率軍南下後,活動於黔西南、滇東南及廣西西部。其勢力範圍東可達南丹、河池一帶,南可達靖西、麻栗坡一帶,西可與呂凱等聲勢相連。其統率中心,可能在今興義一帶。根據解放後在興義地區出土大量的古漢墓和文物判斷,當時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漢武帝“田南夷”時進入這一地區的漢族大姓,經幾代人的努力,其後裔有不少人呢已發展成為該地區的上層分子,這些人傾漢的思想極濃,對李恢的支持很大。這一時期是李恢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建樹最大,軍功最多。《三國志李恢傳》載:“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

 

 

2、南征嚴厲地打擊了南中上層的武裝割據勢力,鎮壓了雍闓、高定、朱褒等上層叛亂分子,捍衛了國家的統一。在南中,由於武侯堅決貫徹執行“和撫政策”,以攻心為上,不亂殺無辜,對參加叛亂的酋長,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即予撫納,記功忘瑕”。因而得到南中各階層的擁戴。又制定出“即渠帥而用之”等措施,以適應多民族雜居社會的要求,緩解了地方吏紳、酋長與蜀漢朝廷的矛盾。這些措施,不但使南中各地“紀綱粗定,夷漢粗安”,而且為歷代統治者治理邊區所借鑒,循之則易安,逆之則易亂。

 

 

3、南中的叛亂平定後,商道亦隨之開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南中各民族之間能夠以資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南中經濟的發展。《三國志諸葛亮傳》雲:“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同書《李恢傳》雲:“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這也是南征的一大成效。

 

 

4、諸葛亮吸取了東漢王朝對南中屢屢用兵而西南夷仍數反的教訓,審時度勢,採取“即渠帥而治之”的措施,大量的起用南中本土的有識之士,將原南中四郡劃分為七郡。這此的政區分劃,從當時的背景推測,極有可能是因人設事,給其地以制之,用來安置南中本土上層的有才能之人,和安置參與南征的有功之臣。當時新置的興古郡,其地為今興義地區,至於羅平、西林一帶地方,對當時委任的官吏等均無考,恐悉當時諸葛亮所起用之人皆是南中上層有影響有才能之人士,但在治史家的眼中,此輩乃區區小卒,無需立傳,久之,使之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縱觀秦漢以來的歷史,每一次政區的新劃分,都會給該地區注入一種新的活力,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從而將該地區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同時也加大了中央王朝對該地區管理的力度。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認為,武侯南征必沿南夷道進軍,到達關嶺以後,其指揮中心不再難進,然其兵鋒則遠達句町以南。因各路南征軍都打武侯旗號,故在古南中地區多留有南征遺址和有關武侯的傳說。

 

 

關嶺縣在唐代時被命名為武侯縣,隸屬琰州。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命名往往有著特殊的含義。我想,此地命名為武侯,大約是源於其地的傳說和遺址,一些官方文獻,為了紀念武侯在此地駐軍,故以武侯為縣名,這在南中幾十個縣中是絕無僅有的。在研究中我發現,在古代,這裏曾是周邊幾省的交通樞紐和軍事要塞。現在,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關嶺,而今僅以黃果樹、紅岩碑得其傳名。然而,這片土地正如一條看似平靜的江河,它的底部,它的歷史根源卻是波瀾壯闊的。認真考證一下武侯南征時在這一帶的活動,認真整理一下各種古跡、遺址,這對開發此地的旅遊業,對於這片土地的經濟騰飛,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編後語 此文作者是貴州大學歷 史系九三級的學生。他為了考證諸葛亮南征的路線,曾查閱許多有關史籍,請教過史學界一些前輩,並到貴州關嶺一帶實地考察,然後數易其稿,寫成此文。雖說有爭議的地方尚多,但能言之成理 ,可備一說。文中對古代郡縣釋以今地,問題較多,主要是因為有關史籍和辭書的注釋互異。如夜郎縣,此文根據 辭海 詞條 “關嶺”的注釋為今關嶺縣 , 《中國古今地名 大辭典 》則釋為 “在今貴州桐梓縣 東二十裏 。又如漢置徉柯郡的治 所且蘭 ,此文釋為今貴州黃平 中國古今地名 大辭典 則釋為今貴州平越縣治 辭海 》“樣柯”條,又說樣柯郡的治所故且蘭 ,在今貴陽附近或凱裏西北 黃平是隋大業間改置樣州的治所。總之,這類問題,僅據現存的史籍、辭書,是難以定論的 ,有待於地下文物的發掘。

 

《貴州文史叢刊》199701

責任編輯 何祖嶽

 

浅说诸葛亮无功于客家

淺說諸葛亮無功於客家
楊清虎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陝西 西安 710062)

  [提 要] 諸葛亮是三國名臣,被譽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歷代臣子之典範,他對三國鼎立和蜀國的發展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現在的客家住區廣泛存在著各種諸葛亮崇拜的現象,據此有人質疑:客家人應該崇拜諸葛亮嗎?諸葛亮又是否有功于客家住區呢?針對這些疑問,本文略做論述。
  [中圖分類號] k207    [文獻標識碼] A
  在客家住區存在著各種信仰崇拜,其中的先賢崇拜現象非常突出。正如汪毅夫的《客家民間信仰》所說:“客家住區的先賢崇拜就有一個突出的現象:某地與本地無關的先賢也被納入到崇拜的對象”[1],這種信仰延續了中國民間神祇龐雜無序的傳統,客家民系信仰符合傳統的中國民間諸神信仰的一般特徵。《明史?禮四》關於“先賢”載有:“其四配稱複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十哲以下凡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子。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某子,不復稱公侯伯。”[2]可知,先賢重于德行,而非是否靈驗,是否為政績造福於後世。當然,諸葛亮屬於先賢無疑。
  黃典誠校注李元仲的《寧化志》序中說:
  邑中武德王廟祀諸葛武侯,先生據“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駁之曰:“無論武德王之封號無據,計武侯定蜀之日,吾甯蓽路藍縷,狐狸與居耳。去之四百餘年,而黃連①始見子史。武侯于甯,何功何義,而祀之,非淫祠乎?武侯有靈,不歆此必矣。[3]”
可以看到,明末遺老李世熊認為:諸葛亮無功于客家住區。很多學者也肯定了這種觀點,汪毅夫講到:“作為名宦,諸葛亮在客家民間享受香火、受到崇拜,最初並非由於其‘德政勞績’、而是出於其‘德行’。”[4]也就是說,諸葛亮在對客家人而言,只能算做鄉賢,不能算作宦賢。那麼,諸葛亮是否真得就無宦於客家,是不是充其量也只是其德性被客家後世所敬仰和崇拜呢?
  諸葛亮無功於客家,有兩層意思可作解讀:(1)、諸葛亮無功于原生態客家聚居地,無功于古代吳越地區;(2)、諸葛亮無功於客家先民和客家後世。這種無功主要是對其無“德政勞績”,並非指其“德行”而言。
  諸葛亮,光和四年(公元181)生於琅邪陽都(今山東沂南縣),卒於蜀建興12年(公元234)武功五丈原(寶雞岐山縣五丈原),時年五十四。據《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一生主要到過的地方有,魯沂南、鄂西北、漢中、蜀地、西南,其功績主要有,三分天下、輔佐劉備、治理蜀國、平定南中,從某種角度上講,諸葛亮在三國時期不僅主導了蜀國的發展,而且對整個三國時代的中國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那麼,客家民系的發展情況又如何呢?據《客家源流考》考證:
  客家先民原自中原遷居南方,遷居南方後,又嘗再度遷移,總計大遷移五次,其他零星的遷入或各自地以服官或經商而遷至的,那就不能悉計。第一次的遷移,則以受五胡亂華所引起,此可從客人的家譜記錄,而得其真實的消息。
  按客家人士,最重視譜牒,所謂“崇先報本,啟裕後昆”,皆以譜牒為寄讬依據。雖其上代亦以迭遭兵燹,文籍蕩然,不易稽考,然以其人能靠歷代口頭的傳述,其子若孫,于前代源流世次,不致完全忘卻,宋明以來,修譜的風氣更盛,雖其所追記的事蹟,亦有掛漏的地方,然於其上世的遷移源流和背景,則還可藉此推證而知。
  ……
  從這段羅香林的總結中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來源於客家譜牒的記載表明:客家先輩的遷移主要是從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引起,繼而導致衣冠南渡,漢族勢力大規模的南遷,時間是公元300年左右。也就是說更早的漢民族遷徙,不在客家譜牒的記載時間段之內。很顯然,諸葛亮生活的三國時代和西晉末年相差大概一百年左右,他並無緣和客家南遷的先輩們見面,所謂的諸葛亮無功于客家住區,無非是一個關公戰秦瓊的虛構而已。如果真的要論其諸葛亮是否有功於客家,就顯得有些荒謬怪誕了。
  也有學者認為:客家名族的第一批遷徙來自于秦朝,比如李吉奎說:
  從歷史上考察,中原地區居民之大規模到達五嶺地區,是在秦始皇征伐嶺南之際。客家先民之最初南來,亦即在此時。秦南征的統帥之一趙佗,在平定了嶺南設郡縣之初,首任龍川令。龍川自是設縣至今,為純客家縣之一。趙佗雖在後來任南海尉、南越王,而其作為開闢客家聚落之初祖,其所率南來之人居於龍川一帶及所蕃衍的後裔,便是嶺南最早的客家先民秦末曾經有三次以上較大規模的中原兵民進入嶺南地區。據《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戍 。”這是公元前214年前後的事,中原地區第一次大規模向嶺南移民。所謂陸梁,據司馬貞《索隱》,認為“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稱。張守節《正義》則謂,“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強梁”。徐廣《史記音義》記,“五十萬人守五嶺”。[5]
  還有學者說:
  至秦始皇三十三年紀元前(前214), 經過七年征戰, 南越軍事已定, 始置縣郡, 剛進一步大量謫徙中原漢人至南方,與越民雜處。《漢書》記“秦徒中原之民, 使與百粵雜處”(《史記》稱“ 越”;《漢書》改為音同字異的“粵”字。)這些人數代以後,生活逐漸安定, 文化方面, 因承中原之道, 非常發達。唐宰相張九齡是曲江“ 客家人”,便是秦代戌卒的後裔研究客家民系的將這一派稱為“ 北江客家’。[6]
  此外,黃麟書也認為“客家祖先多趙人,其南遷始于秦始皇時”,臺灣範錡說:“秦始皇亡六國統一中國後,曾派遣許多軍官和士兵戍守廣東北部大庾嶺和梅嶺,以防南蠻之侵犯……,至楚漢對峙,戰亂益烈,那些戍守軍官和士兵,雖留粵北,而不言歸。廣東北江客家人之祖先,即最早來自中原者。”[7]謝重光提出了相反的觀點:“這些地區都與後來的客家基本住地無關。當時縱使有極小部分人遠徙至今福建、廣東境內,由於人數太少,也只能被當地土著同化掉,故這次一名與客家的形成沒有直接關係”[8]。客家民系形成時間不是我這裏討論的問題,但是,不管怎麼說,秦代被派遣到南越的士兵、流民、商人,或者自願南下者數量肯定有限,不是客家南遷的主體,從秦到東晉近500年裏,這些遷徙過去的人最後到底如何發展,我們不得而知,北江客家先並無證據證實其先輩就是秦代南遷之祖先,有的只是一個傳說罷了。
  無論按照哪種遷移觀點,諸葛亮生活的時代並未發生客家民族的遷徙則是事實。到此,大家不免會有產生這樣的疑問:諸葛亮是客家人嗎?很遺憾,不是,因為他沒有遷徙南方,也無遷徙吳越一帶的子孫後代譜牒記述,或者迄今並未有客家子孫攀附諸葛世家,也就無法證明他是客家人②;但是,回答也可以是肯定的,因為諸葛亮是漢族中原人,和客家祖先同宗同族,他出生於客家民系從中原漢族分化的前代,應該是客家人的先輩,焉何就不能算作客家人呢?
  李世熊關於諸葛亮和客家的關係,其實已經做了很好的澄清,糾正了清前客家人崇拜非本地先賢的疑惑。作為漢族民系重要的一支或者說是特殊的一支,對於整個漢民族的先賢,無論是漢族哪個民系對其崇拜,都無可厚非。
  第二、從另一個層面來說,諸葛亮對三國鼎立,吳蜀聯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興複漢室的鞠躬盡瘁,對於漢族的傳統民系的維持起到了直接的推動和促進,相對和平的環境中,吳國才能對吳越地區進行開發治理。無論怎麼說,他對於中原地區和吳越地區都是有一定貢獻的。一個蜀國官至丞相的名宦,豈止只是其德行影響後世?
  《三國志》卷五十二多次提到吳國平叛山越的事件,張承“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坑,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9]卷六十吳書十五《賀全呂周鐘離傳》有:“評曰: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凡此諸臣,皆克寧內難,綏靜邦域者也。”[10]卷六十四吳書十九《諸葛騰二孫濮陽傳》:“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其中,諸葛亮的親侄子諸葛瑾之子諸葛恪為吳國大將,多次討伐山越。或許有人說,這是吳國對山越地區少數民族的鎮壓和不義戰爭,但是從另一面說也加速了吳越地區的漢化和經濟發展,從整個歷史的發展來看,諸葛家族怎麼會沒有對吳越地區做過貢獻?諸葛恪為丹楊太守“恪乃複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11]可見,諸葛恪也並非是屠殺丹楊山越之人,對其吳越居民貢獻還是頗大的。
  第三、 名族遷徙時一個複雜和混亂的過程,排除和其他民系的通婚,反復遷徙等因素不說,但就只靠男系譜牒的記載來認定一個民系群體的遷徙時有問題的。現存比較早的家譜應該是從元代開始的③,明代後修家譜比較興盛,客家族譜則大都是這個時候修的。那麼,從東晉王朝一直到明代建國,期間有1000多年的家譜都是靠口傳或者追述考證獲取的,至少有30多代人了,在這個追述過程中,是否有偽造、攀附、謬誤、含糊的地方?在民族發展的過程中,有沒有吳越佘人、棚民混雜的現象呢?如果我們從漢代以後的門閥制度、門第觀念、宗族體系等因素考察,不難得出結論。
  現代科學證明:母系繼承遺傳基因會超過到60%,而男系則只有50%左右。也就是說,女方在遺傳過程中遠比男性穩定,而且永遠不會中斷。但是,自原始社會的父系氏族以後,中國血緣大都靠父系維持,傳統的客家民系更是如此。“客家在輾轉遷徙的時候,免不了要受到種種諸如自然淘汰等法則的影響,其老弱病殘者很難到達目的地,就是其身體不結實的女人,也不容易與男子一同奔避,結果能夠到達目的地的,十有八九都是精壯男子。這些男子已很難娶到同系的女人為妻,因而不得不與當地的土著婦女通婚。這個土著,就是佘族。”[12]簡單來說,客家民系就是與當地土著居民錯居雜處的後裔。當然,現代的漢族也並非是絕對的純漢族,北方漢族大多都與北方少數民族有各種血緣關係。既然這樣,又有誰能肯定客家人的祖先和三國時代的受惠于諸葛亮的治理範圍內的漢族或吳越土著沒有關係?
  雖然《三國志》記錄南征史料非常有限,卷三三:“(建興)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13]但是,諸葛亮對南中地區影響卻是非常大的,現在的雲南、廣西一帶甚至東南亞地區還有很多紀念諸葛亮的祠廟存在,大大小小的祭祀神祇不下千座,很多與他有關的禮節也延續了下來,他對南中地區作出的貢獻是毋庸置疑的。“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四郡時間不長, 從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 春到秋平定南中, 直到是年12月班師回到四川成都, 前後才有一年的時間, 但是這次南征, 對南中的統一和穩定諸葛亮卻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4]《魏書?蠻傳》記載了南方蠻族生活的大概範圍“在江淮之間,依託險阻,部落滋蔓,布於數州;懂連壽春,西通上洛,北接汝穎,往往有焉。”[15]活動範圍大概包括:今起安徽壽縣,南至江西九江、南康,再到廣東韶關、英德,關係賀縣;北到湖南零陵、酉水流域,一直到西北的長江三峽、湖北竹山、房縣,集中于漢水流域、丹水、淅水、隕水,以及湘江、贛江流域。從東漢末期到隋代以前,蠻族活動範圍相當廣泛,蠻民對中國南方地區的開發和建設有著重要作用[16]。到東晉初、唐後期這兩個動亂時期,蠻民也是不斷遷徙的。既然如此,那麼哪個客家祖先又能置身事外,否認諸葛亮產生的政績並未影響到自己?
  第四、 民族遷徙未必不會從四川、漢中、湖北、雲南等受惠于諸葛亮恩澤之地遷徙到南方地區。民族遷徙是一個紛繁和漫長的過程,但也有軌跡可尋,按照羅香林的五次遷徙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均有中原客家祖先遷移南方[17],第四次遷徙反而遷到四川、康西等地。可以說客家人遷徙的地區,沒有哪個地方未受到諸葛亮的影響,如果僅僅認為其只是有德于客家住區,顯然並不公允。一個很明顯的例證就是翻閱客家宗族的譜牒追溯其漢代遠祖,例如福建寧洋城(現龍岩漳平市雙洋鎮)武威萬石堂廖氏族譜記載,其廖族二世立公就曾任長沙巴郡太守④,便是一例證,當然這並非孤例⑤。
  “在清代前期,我國的東南部人口一次大規模的向‘西蜀’——四川的移動,民間俗稱‘湖廣填四川’”[18],有逃荒、求發展、經商、避難等各種原因而流入四川的。具有“中國西部客家第一鎮”之稱的成都市龍泉驛區洛帶鎮,處處都能體味到諸葛亮的蹤跡和氣息,雖歷經千年卻影響不衰。可以說,四川和客家是息息相關的。諸葛亮不僅僅影響到客家先民,而且還一直影響到客家後世和客居地域。
  第五、 作為一個整體的漢族系統,尤其是客家民系,自認為是中原正統文化的代言和嫡傳。雖然客家不是少數民族已經成為定論,但是盲目排他和尋根文化觀念導致了客家思想和文化一度僵化停滯。從民族信仰上來講,廣東、福建、廣西、臺灣甚至南亞,只要是客家人存在的地方,大都有各式各樣的先賢崇拜現象,很多地方廣泛分佈有武侯祠、關帝廟、劉備像。“某些與本地無關的先賢也被納入崇拜的對象。”作者的觀點可能認為,供奉非客家祖先偶像不正常,或者認為不應該供奉諸如諸葛亮等的非客家偶像,或者認為諸葛亮不屬於先賢的範疇故不應該別列入先賢供奉崇拜的偶像當中。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看法呢?筆者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作者在某種程度上把當代漢族和客家民系對立起來,並沒有注意到客家文化和整個漢民族文化的統一性,過分放大客家民系的特殊,而忽視了這種統一,就造成了對民間信仰的不正常的認識。客家人為什麼要祭拜諸葛亮、建武侯祠等此類問題應該從這個方面給予澄清。
  此外,傳說雖不可信,但是也能說明客家住區對諸葛亮的印象和信仰。客家的著名中藥龜苓膏,相傳就是諸葛亮平南中時為了消除士兵瘴氣,使用烏龜、土茯混合而製成,正是由於諸葛亮的推廣才使其流傳至今。南方流行孔明燈,客家有山歌“阿哥好比諸葛亮,唔怕曹操百萬兵”、諺語“送背銃”(意即事後諸葛亮)等等都說明諸葛亮對客家人和客家住區是有很大影響。
  當然,民間信仰不當或過度迷信,就會歪曲文化的積極主導因素,帶來很多問題。筆者在純客家住區陸河一帶生活多年,感受了客家人很多優良的生活傳統和質樸勤勞的風俗習慣。但是,處於粵中、粵北地區的客家人除部分外出經商或移民者,大部分家庭還是相對貧困的。客家很多門第、宗族、男權觀念非常嚴重,思想保守封閉迷信,忽視文化教育,這些方面都亟待提高和轉變。
  李世熊的本意是糾正清前客家人排斥諸葛亮無功於客家的看法,結果卻因此被後人誤讀為諸葛亮無政績於客家,或是只是德行教化世人。故而,我僅以一些牽強的謬言附會加以厘清,雖不足為據,但多少可以糾正包拯斬陳世美的坊間流傳。諸葛亮和客家人或客家住區之間的糾葛,其實並不是一個話題,既然客家人是漢族一支,那麼諸葛亮被漢族後世在何時何處以何方式敬仰祭拜,並無何妨。
  總地來說,作為漢族系統重要的一個分支民系,客家人不應該把自己和其他漢族對立起來,作為漢族先輩的諸葛亮對漢族有影響,那麼毋庸置疑,必然會對客家民系產生影響。客家人的客家文化應該是一個開放、包容、豐富、具有地方特色的漢族文化,應該是建立在古代漢民族乃至各少數民族文化精華之上的,融合南北優秀華夏文明的現代文化。
  
  

注釋:
① 即寧化,舊稱黃連峒,唐天寶元年(742年)改黃連縣為寧化縣。
② 史料和傳說顯示,諸葛亮的子女,子孫都未離開四川一帶,可參閱:清?張澍所編《諸葛亮集》。
③ 發現元泰定元年(1324年)汪炤纂修的《新安旌城汪氏家錄》,為中國現存最早的家譜,現存安徽省博物館,其保存基本完整。
④《三國志》卷四十《蜀書十 廖立傳》有傳,曰“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今湖南常德)人”。
⑤ 例如被追溯到了周文王時期的客家賴姓也有相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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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部(CH08)
三洞群仙錄

經名:三洞群仙錄。二十卷。宋陳葆光撰。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正一部。參校本:《重刊道藏輯要》本。
 
三洞羣仙錄卷之十五

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

 

河公道尊,元君仙最。

 《神仙傳》云: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漢孝文帝時結草為庵于河上,常讀《老子》經。文帝好《老子》之言,遣人齋不解之義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駕乘而從之,乃下車稽首問其奧義,公曰:常以百姓心為心也。
 《雲岌七籤》:任生隱於嵩山讀書,一夕見黃衣人執手牒追去曰:子命已盡。約行數十里,幢節嬸蓋迆邐不絕,有女子乘翠筆,侍衛數十人,黃衣者與生辟易隱於牆下,女子遙見,問何人,黃衣具以實對。女子取牒視之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謝之,因問使者,黃衣云:此三素元君,仙之最貴也。生果再甦,後三年乃卒。

麟伯屋穿,紫霄石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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