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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南征新考

文/陳本榮

說明：此文作者是貴州大學歷史系九三級的學生。他為了考證諸葛亮南征的路線，曾查閱許多有關史籍，請教過史學界一些前輩，並到貴州關嶺一帶實地考察，然後數易其稿，寫成此文，主要是因為有關史籍和辭書的注釋互異。如夜郎縣，此文根據《辭海》詞條“關嶺”的注釋為今關嶺縣，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在今貴州桐梓縣東二十裏”。又如漢置牂牁郡的治所且蘭，此文釋為今貴州黃平；《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今貴州平越縣治；《辭海》“牂牁”條，又說牂牁郡的治所故且蘭，在今貴陽附近或凱裏西北；黃平是隋大業間改置牂州的治所。總之，這類問題，僅據現存的史籍、辭書，是難以定論的，有待於地下文物的發掘。

諸葛亮南征路線，歷來眾說紛紜。《三國志諸葛亮傳》僅用二十字記述南征始末，即“建興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對進軍路線及所到何地均未詳述。有關南征的記述，還散見於《三國志》其他人物的列傳，但需要對照研讀，才能有所瞭解。《華陽國志》記述南征，增加“由水路自安上入越巂”九字。有的學者以此為據，結合《漢晉春秋》、《三國演義》七擒孟獲的故事，片面地將諸葛亮南征視為單純的率軍平叛。凡發生叛亂之地，亮必親往討之，基於此論，描繪出一幅南征路線圖：成都——越巂（西昌）——渡瀘水（金沙江）——堂琅（會澤）——白岩（大理）——永昌（保山）——滇池——味縣（曲靖） ——平夷（畢節）——江陽（瀘州）——成都。但，這條南征路線的劃定，與我們研讀史料時發現的相關材料對照，疑點甚多。先歸結為：

其一：成都至越巂，經過《華陽國志》的任乃強先生考證，並無水路可通。由此，“自安上由水路如越巂”不能成立。並且，在陸路方面，唯有古犛牛道可通。然據《三國志張嶷傳》曰：“犛牛道絕已若干年。因而，由陸路進入越巂亦不可能。今年來有學者提出：“武侯大軍可能繞道瀘定，經冕寧入西昌”。此說不可取，因此線沿途地區的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極為惡劣，且無路，不利益大軍征戰。或曰：“武侯率軍過，乃大辟之”，其說甚荒謬。因武侯春出而秋還，在如此短時間內既行軍打仗，又開闢險道，斷不可能。還有學者提出：武侯南征必先聚集水陸兩路大軍於僰道（今四川宜賓）再向西，經馬湖、安上，從側面取邛都。或從僰道經廣南、南昌，繞道敵後攻取邛都“。以上兩說，有可取之初，設諸葛亮遺一能征善戰之將，率軍輕裝疾走，避開高定、雍闓佈防於犛牛道之主力，繞到敵後，出其不意而攻之，不失為一良策；若諸葛亮親率主力而為之，則主帥親率主力懸軍敵後，孤軍深入，乃兵家之大忌。亮一生用兵謹慎，決不會驅大軍入險境。

其二：建興初年的南中叛亂，與兩漢少數民族動亂性質不同。一，叛首系蜀漢統治階層中的野心家或權勢很大的漢族大姓集團的首腦，如高定、朱褒、雍闓等。這些人乘蜀敗於夷陵之機，欲借東吳勢力，以達到其割據稱王的目的。《三國志呂凱傳》中雍闓之言：“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即可表明其野心。二，與東吳勢力的滲透有直接關係。從《三國志士燮傳》《步騭傳》可看出，當時益州雍闓等殺太守正昂、執太守張衣于吳，舉郡反蜀，遠降東吳，悉此二人唆使所為。士燮悉交州太守，步騭為吳之征南中將。《華陽國志》說：“吳主孫權遙用為永昌太守，遣故劉璋子闡為益州太守。”這足以證明，東吳在奪取荊州之後，又把南中視為新的角逐地了。如此，則與荊州鄰近的牂牁郡在戰略地位上就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以諸葛亮的聰明才智，對南中幾郡孰重孰輕，當心如明鏡，焉能置東吳不顧而率傾國之軍遠涉入滇呢？

其三，關於七擒孟獲之事：《三國志》無隻字片言記載，而是在陳壽死後一百多年，裴松之為《三國志》作注時，引《漢晉春秋》來的。《漢晉春秋》說：“亮在南中，所至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如何？’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贈觀營陣，若只此，即定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對於七擒之事，前人多有質疑。《續雲南通志》認為：“若縱之去而複為陣戰以擒之，則蠻煙瘴嶺之間如是七往返，勢必曠日持久，何能春出而秋還？”《通鑒輯覽》說：“七縱七擒為記載所豔稱，無識已甚。蓋蠻夷固當使之心服，然以縛渠屢遣，直同兒戲，一再為甚，又可七乎？”孟獲其人及七擒之事是否有之，已無考。但多數史學家認為：七擒七縱，以軍事為兒戲，決非亮之所為。假設真有孟獲其人，亦無需武侯數千里追蹤，親為陣戰。

其四，據《大定府志》載，當時居於平夷東南（今大方，黔西一帶）的蠻酋長濟火，“聞武侯大軍到平夷，即親率部族積糧道以迎師，遂佐武侯南征，受封羅甸王，世長其土。”彝文濟火受封碑，現存大方縣博物館。這段材料，歷來被史學家稱為信史，如其可靠，則從邏輯上判斷，諸葛亮應先到平夷一帶活動。並且，關於武侯入滇的記載，遍查《三國志》等原始史料，並無隻字片言記錄。

南征究竟到達何地呢？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寫有“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在何地是歷代史學家考證南征路線的重要依據。據裴松之考，“瀘”即瀘津水。並在“深入不毛”之句後注：“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句町在牂牁之南，其治所中心在廣西西林，與貴州望謨、冊享幾縣相鄰。對於這個問題，當從兩點加以分析：首先：“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並不能將其斷章取義的理解為具體地指某地，這很可能只是一種文字上的修飾手法。因在南征的過程中，並非只是渡過某一合流。其次，裴松之的考證中，亦不敢斷言“瀘”之所在，其注只是給了一個大概的方位。而在裴松之的時代，通過這一方位的道路，未有從直指牂牁江的南夷道。

如渡瀘之地是在牂牁以南的瀘津水（駝娘口），則南征的路線當從僰道向南推進。諸葛亮及其統帥部的活動中心區域亦在牂牁境內。此論尚無前人提出。凡論述南征的文章，皆遵前人之說，言武侯南征入滇，主要是征服酋長孟獲，所爭者，擒獲之地也。對此，多數史學家難以苟同，又無暇顧及此等小事，致使南征成了千古之謎。

在經過反復研讀《三國志》及有關史料以後，我認為武侯南征，當有這幾個目的：1、實現“南撫夷越”的抱負。2、割斷東吳窺視南中的野心。3、平定叛亂，鞏固後方，用南中的資源和壯丁為北伐之資。4、欲以武力收復交州。南征欲達到以上目的，則牂牁就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地位。牂牁郡在三國時，其地域約相當於今貴州省大部和雲南東部，明清時代稱“黔”。地處粵蜀滇楚之沖，如《甲秀樓長聯》所述，“東枕衡湘，西襟滇詔，南屏粵嶠，北帶巴夔”。《黔書》雲：“無黔，則粵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黔治，則與之俱治；黔亂，則與之俱亂”。可見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武侯南征，焉能棄此要地而遠涉入滇呢？

《華陽國治》載：“蜀之南中諸郡，降都督治也，治所平夷。”《三國志李恢傳》記載，章武元年，劉備“以恢為庲降都督，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李恢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將領，曾勸說馬超降劉備，受劉備和諸葛亮所其中。身為都督的李恢，在諸葛亮到達平夷之前，已率軍進入益州平叛。既然當時南中幾郡的最高首府在平夷，軍需儲備也在平夷，那麼武侯南征的大軍就必然先到平夷，然後再向南推進。此論是否能夠成立，需考證漢代牂牁的交通道路。

武侯率數萬之眾，道路是大軍運行的先決條件之一。牂牁有無大道可行軍呢？據《史記》載，公元前130年，漢武帝命中郎將唐蒙“發巴蜀卒治南夷道，從僰道直指牂牁江。”同時下令以巴、蜀、廣幾郡的財力物力作治道之資。《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說，為治道“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可見其工程之難，耗費之大，前後經歷十八年，南夷道始建成，並在沿線設置郵亭、驛站。《西漢會要》卷一六說：“治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南夷道起於僰道、沿線經平夷（畢節）、漢陽（赫章）、三江成（三叉河）、夜郎縣境（關嶺）、談指境（今冊亭縣的百樂區一帶，南北盤江交匯處）。南夷道是漢代開發西南的一項大工程，是貫通南北交通的主要大道，對戍邊，商旅及古代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等等，都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諸葛南征，極有可能是通過這條古道先到平夷，再向南推進。這證明，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對武侯南征的路線曾作過認真的考證，所指示的進軍方位是正確的。

縱觀武侯南征，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以武力征討為主，調兵遣將運籌帷幄的統率中心在平夷。這一階段武侯的文韜武略，被史家收錄載入史冊的，約有這樣幾項：

永沁 2008-11-18 14:04

1、任命馬忠為牂牁太守，率軍經鄨縣（遵義）至牂牁郡治所且蘭（黃平），討伐朱褒，屯軍設防，切斷東吳窺視南中的通道。且蘭是荊州入滇的咽喉要地，《漢書西南夷傳》說；且蘭是“隔滇道者”。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原且蘭的政權，在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為漢將軍郭昌、衛廣所滅，直屬漢中央管轄。《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都稱牂牁郡為“故且蘭”。今貴州施秉，黃平，鎮遠一帶的南征遺跡，皆馬忠一軍所留。《三國志馬忠傳》載“（建興）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卹理，甚有威惠。”

2、遣一軍從平夷經南昌（彝良）至安上（昭覺），從側翼進攻邛都，討伐雍闓、高定。即《華陽國志》載，“從安上入越巂”。

3、另遣一軍從平夷經朱提（昭通）至卑水（德昌至甯南一帶），即《華陽國志》載“亮軍卑水”。這樣，就切斷了叛軍南串入味縣或東串入朱提（昭通）之路，形成了夾擊包圍之勢。

4、諸葛亮曾命王士以益州太守的身份，前往卻說雍闓、高定二人，雍闓已有歸降之意，時值兩軍內訌，雍闓為高定所殺，王士正在雍闓軍營，亦同時遇害。《華陽國志》載：“定元部曲殺雍闓及士[庶]等”，即言此事。《季漢輔臣贊注》記述較詳。王士，字義強，犍為太守，“從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諸葛亮力爭和平解決雍——高的叛亂以失敗告終，下令誅殺高定。叛軍皆烏合之眾，又經兩軍內訌，其勢已率，一戰即平，誅殺高定，朱褒亦被馬忠所斬。至此，南中越巂與牂牁叛亂即告平息，縱有小股為患，皆不堪一擊，如《三國志》所言：“亮在南中，所戰皆捷。”唯率軍先進入益州的李恢，尚無聲息，武侯令卑水之軍渡金沙江入益州援李恢。

5、南中局勢穩定後，諸葛亮即寫表上奏後主，《三國志呂凱傳》說，“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逼其東北，而闓等守義，不與交通”。對忠於蜀漢，沒有參與叛亂的永昌郡吏呂凱等給予褒獎，封官贈爵，委以重任。同傳：“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侯，為永昌太守。”

6、對迅速歸附的部落酋長，亦給予封地贈爵，世襲領地。如前文已提及的濟火，就被冊封為羅甸王，世長其土。

武侯在平夷首戰告捷，即揮師難進。據傳，當時送行的蠻酋長以百計，蠻丁萬余，到畢節的七星關，武侯親率眾祭天，以結永世之盟。武侯在七星關祭天的傳說，貴州各志書都有記載，不意義引錄。

武侯沿南夷道進至何地呢？對此，蜀史記載闕如。根據明、清以來見於各書的史料記載和流傳於民間的有關野史傳說，以及作者對關嶺一帶南征遺跡的實地勘察和採訪，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南征目的等等，進行綜合分析、考證，我認為諸葛亮曾在夜郎縣境（今關嶺縣）駐軍多日。《黔書》、《續南識略》、《永寧州志》等書都記載有武侯南征在此駐軍的傳說。明代黔中詩人邵元善寫有《紅岩詩》一首，詩雲：“諸葛曾於此駐軍，至今銅鼓有遺身”，即是一例。關嶺所留下的南征遺跡之多，在南征遺址點中，居雲貴兩省前列。關嶺地勢險要，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自古有黔之腹，滇之喉之稱。《黔南識略》說：其地“扼黔蜀滇粵四省之要害，咽喉重地也”。可見其地的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關嶺曾是南征第二階段的指揮中心。這一階段，大的軍事行動已告結束，主要是處理南征的善後工作，制定管理南中的政策措施，從新劃分南中的郡縣政區等等，從宏觀上加強對南中的控制。這一時期武侯的文韜武略，被史家所收錄載入史冊的，主要有這樣幾項：

1、派遣信使部隊，與各軍各地聯絡，根據反饋的信息和情報，迅速採取措施，下達命令。當時派遣的信使部隊，以關嶺為中心，奔向東南西北。故貴州的南征遺址，呈十字形分佈，以東西方向為例，一隊往西，從夜郎縣往且蘭（黃平）與馬忠聯絡。一隊往東經味縣往益州，與李恢、呂凱等聯絡。這種騎馬飛馳的信使聯絡部隊，在橫穿牂牁的古道上，留下多處南征遺址，如晴隆城南的飲馬池，關索古道上的馬跑泉等等，有關這條古道上的南征遺址及傳說，貴州各志書都有記載，不一一引錄。諸葛亮開通這條古道，還有更為深遠的目的，即一旦北伐曹魏成功，可調南中之軍，沿此道奪取荊湘之地。南征初期，李恢孤軍深入益州平叛，在昆明被困，又未得亮聲息，故用計突圍，“追奔逐北，東接牂牁，南抵盤江，與亮聲勢相連。”（《三國志李恢傳》）。此時恢軍究在何地？也是考證南征的重要依據之一。李恢突圍北上後，約在味縣（曲靖）一帶和諸葛亮所遣之信使部隊會和，得亮聲息後，即揮師南下。此時呂凱已領雲南太守，率軍進入雲南郡，參加平叛，昆明地區的叛亂已告平息。李恢率軍南下後，活動於黔西南、滇東南及廣西西部。其勢力範圍東可達南丹、河池一帶，南可達靖西、麻栗坡一帶，西可與呂凱等聲勢相連。其統率中心，可能在今興義一帶。根據解放後在興義地區出土大量的古漢墓和文物判斷，當時這一地區的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漢武帝“田南夷”時進入這一地區的漢族大姓，經幾代人的努力，其後裔有不少人呢已發展成為該地區的上層分子，這些人傾漢的思想極濃，對李恢的支持很大。這一時期是李恢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建樹最大，軍功最多。《三國志李恢傳》載：“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

2、南征嚴厲地打擊了南中上層的武裝割據勢力，鎮壓了雍闓、高定、朱褒等上層叛亂分子，捍衛了國家的統一。在南中，由於武侯堅決貫徹執行“和撫政策”，以攻心為上，不亂殺無辜，對參加叛亂的酋長，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即予撫納，記功忘瑕”。因而得到南中各階層的擁戴。又制定出“即渠帥而用之”等措施，以適應多民族雜居社會的要求，緩解了地方吏紳、酋長與蜀漢朝廷的矛盾。這些措施，不但使南中各地“紀綱粗定，夷漢粗安”，而且為歷代統治者治理邊區所借鑒，循之則易安，逆之則易亂。

3、南中的叛亂平定後，商道亦隨之開通，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南中各民族之間能夠以資貿易，互通有無，促進了南中經濟的發展。《三國志諸葛亮傳》雲：“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同書《李恢傳》雲：“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這也是南征的一大成效。

4、諸葛亮吸取了東漢王朝對南中屢屢用兵而西南夷仍數反的教訓，審時度勢，採取“即渠帥而治之”的措施，大量的起用南中本土的有識之士，將原南中四郡劃分為七郡。這此的政區分劃，從當時的背景推測，極有可能是因人設事，給其地以制之，用來安置南中本土上層的有才能之人，和安置參與南征的有功之臣。當時新置的興古郡，其地為今興義地區，至於羅平、西林一帶地方，對當時委任的官吏等均無考，恐悉當時諸葛亮所起用之人皆是南中上層有影響有才能之人士，但在治史家的眼中，此輩乃區區小卒，無需立傳，久之，使之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了。縱觀秦漢以來的歷史，每一次政區的新劃分，都會給該地區注入一種新的活力，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從而將該地區社會狀況向前推進一步，同時也加大了中央王朝對該地區管理的力度。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認為，武侯南征必沿南夷道進軍，到達關嶺以後，其指揮中心不再難進，然其兵鋒則遠達句町以南。因各路南征軍都打武侯旗號，故在古南中地區多留有南征遺址和有關武侯的傳說。

關嶺縣在唐代時被命名為武侯縣，隸屬琰州。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命名往往有著特殊的含義。我想，此地命名為武侯，大約是源於其地的傳說和遺址，一些官方文獻，為了紀念武侯在此地駐軍，故以武侯為縣名，這在南中幾十個縣中是絕無僅有的。在研究中我發現，在古代，這裏曾是周邊幾省的交通樞紐和軍事要塞。現在，湮沒在歷史長河中的關嶺，而今僅以黃果樹、紅岩碑得其傳名。然而，這片土地正如一條看似平靜的江河，它的底部，它的歷史根源卻是波瀾壯闊的。認真考證一下武侯南征時在這一帶的活動，認真整理一下各種古跡、遺址，這對開發此地的旅遊業，對於這片土地的經濟騰飛，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編後語此文作者是貴州大學歷史系九三級的學生。他為了考證諸葛亮南征的路線,曾查閱許多有關史籍,請教過史學界一些前輩,並到貴州關嶺一帶實地考察,然後數易其稿,寫成此文。雖說有爭議的地方尚多,但能言之成理 ,可備一說。文中對古代郡縣釋以今地,問題較多,主要是因為有關史籍和辭書的注釋互異。如夜郎縣,此文根據《辭海詞條 “關嶺”的注釋為今關嶺縣 ,但《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 “在今貴州桐梓縣東二十裏 ” 。又如漢置徉柯郡的治所且蘭 ,此文釋為今貴州黃平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則釋為今貴州平越縣治《辭海》“樣柯”條,又說樣柯郡的治所故且蘭 ,在今貴陽附近或凱裏西北黃平是隋大業間改置樣州的治所。總之,這類問題,僅據現存的史籍、辭書,是難以定論的 ,有待於地下文物的發掘。

《貴州文史叢刊》1997年01期

責任編輯何祖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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