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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文化共同体 台湾可藉此摆脱孤立

 

中评社11月23日报道,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系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谢大宁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专文《为“两岸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催生》。作者认为:“某种文化复兴运动对这个时代两岸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台湾必须藉此以摆脱掉孤立的状态,借助中华文化的再度复兴,以重新回到中国,并凭藉中国而走向世界;大陆也必须借助中华文化的复兴,以找到‘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真正崛起为世界的稳定领导力量,并成为海外多少中华儿女真正归心所在。”文章内容如下:
  两岸统合学会的成立,乃是有鉴于两岸经过了长久的隔绝,虽然这一年来快速地迈向和解,但因为此一和解多数仍只是在经济等的物质层面,而在认同等等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两岸其实仍在分的格局与趋势之中,是以我们觉得此一“和”的局面并不必然导致两岸“合”的结果,甚至从趋势上来看,它更有导向“和平分裂”的可能,换言之,两岸若没有更多的作为来改变此一趋势,则目前的和解仍然可能酿成未来的危机。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来推动一些可以促进“合”的工作。
  两岸统合的推动,消极上固然是意在防止两岸从目前的和解局面逆退回去,但更积极的面向,则是着眼于由于两岸长久的隔绝,彼此的陌生感不太可能只凭藉目前的交流方式,也就是握握手,聊聊天,作作生意等等,就可以化解,它有赖于某些更制度性的方式,才真有可能让彼此完全在不同背景中成长的社会,逐渐融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想要推动所谓的统合,乃不同于平常中文所谓的整合,我们所说的统合,乃特指是通过某种制度上的安排,以藉制度性的推动力,来创造彼此合作互动的新模式之谓。
  这样的概念,当然是参考了某些欧洲统合的经验。我们认为欧盟的形成背景虽然和两岸问题非常不同,但它所创造的成员互动模式却极可宝贵,正是通过他们所发明的共同体模式,而让许多根本是世仇的成员,可以在某种新创的体制中逐渐化解敌意,并促成了双方的发展。我们觉得,唯有通过类似的方式,才能真正“内化”地让两岸“趋同化异,共创双赢”。而本文正是想根据这样的方向,来提出一个我认为政治敏感性没那么高,但又切合两岸现势与未来融合之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以目前的条件就可能做到的构想。
  张亚中教授曾在论《两岸统合的路径》一文中(《中国评论》,2009年4月号),提出追求两岸统合的七个梦想,其中第一个就是“文化统合”。本文即从“文化统合”着手,由“文化共同体”的层面切入,来谈谈两岸共组“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可能性。

 

 构想背景

  (一)缘起
  从1949年以后,两岸的中国人在社会层面上便展开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化实验,但不管是采取着资本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某种意义上,其实都是带着一些反传统文化之因数的。但是随着大陆文革的展开,台湾很快地选择了“尊孔”作为政治符号,以对抗大陆的批孔扬秦,于是台湾几乎同时展开了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当然,这种纯然基于政治需要的文化运动,其思想深度通常都是肤浅的,因此它并没真正产生对中华文化具创造性的贡献。但是由于这个运动所赋予的合法性,使得在台湾始终与官方儒学处于某种对抗之局下的民间儒学,倒是蓬勃发展,这让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中华文化在台湾始终存在着盎然生机。而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过程中,许多研究也都认为这股盎然的生机正是导致台湾能成为四小龙之首的主要力量之一。
  而另一方面,大陆文革时期固无论矣,即使文革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传统文化依然是带着资产阶级毒素的禁忌。这也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在大陆是被自觉地扬弃了大约五十年。我们试想,五十年,这半个世纪之遥,该是有几代人呢?换句话说,经过了这么长久的时间,某种程度上,传统文化已经被淘洗得差不多了。而文化发展的规律常是如此,亦即在这种淘洗下,除了某些硕果仅存的遗老之外,留下来的常只会是一些这个文化里的糟粕,或者只是一些惯性的、非自觉的文化形式而已。
  但是谁知道,世事总是如此吊诡,两岸隔绝五十年后,中华文化在两岸的命运居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掉转。先是,台湾在蒋氏父子之后,李登辉开始将国民党政权本土化。而为了推动本土化,李登辉逐渐在文化上开始去中国化。这样的动作开始时是不明显的,但越到李登辉权力巩固后就越清晰了。可是李登辉当时毕竟还顶着中国国民党主席的帽子,所以做得还不算过分。无论如何,他还曾颁“总统文化奖”给新儒家的舵手——我的老师牟宗三先生,他自己也还喜欢学易经。可是到了扁政府时代,这一去中国化的工作便铺天盖地地展开了(关于这点,请参阅《中国评论》,2009年8月号的拙文〈国族建构与台湾前途未定论〉)。扁政府主要通过教育手段,逐渐把中华文化从台湾下一代的脑海中给抽掉,这手段虽不像文革那么激烈,但还真是有几分神似。
  可是相反的,大陆却从20世纪末,开始逐步展开了由下而上的一些文化反省。黄光国老师的大作〈建构儒家文化共同体,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详见《中国评论》,2009年9月号)一文中,便曾详述了这个过程。黄老师归纳了此一反省的一个重要内涵说:“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中国似乎已经有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和列强并驾齐驱,可是,经过历史的几番折腾,中国不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许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国”,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凭藉什么样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瞭解:什么样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撑自己未来的持续繁荣?”
  这也就是说当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有形的层面渐渐有自信以后,一些比较深度的文化反省便应运而生了。这样的反省也很快地产生了推力,使得大陆的官方也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黄老师文中提到官方祭孔大典的恢复举行,孔子学院的成立,《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以及十分值得重视的“甲申文化宣言”。在我看来,这份宣言还真有港台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先生当年发表〈为中华文化告世界同胞书〉的味道,只是发表的氛围一悲壮一昂扬而已。这也就是说,没想到风水轮流转,为传统文化请命的工作,竟然又回到了大陆来了。
    此处我之所以要描绘这样一幅场景,当然不是为了嘲笑历史的诡谲,而是要指出,文化从来不可能是政治的工具,但它却是任何想抟成一个民族,并发挥其创造力的基本凭藉。李登辉和民进党政府想毁掉中华文化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点,而大陆在有了一些经济上的自信之后,会开始想这个问题,也是因为看到了这点。诚如胡锦涛先生在2007年10月15日,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那篇〈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所说的,他认识到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并“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我必须说,我确实认为这乃是一个无可遏抑的趋势。换言之,某种文化复兴运动对这个时代两岸的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是特别具有时代意义的。台湾必须藉此以摆脱掉孤立的状态,借助中华文化的再度复兴,以重新回到中国(此处所说的中国不是指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并凭藉中国而走向世界;大陆也必须借助中华文化的复兴,以找到“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真正崛起为世界的稳定领导力量,并成为海外多少中华儿女真正归心所在。
  既然如此,那么两岸为什么不先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来一起合作呢?
 
现实条件
 

     以上,我大致说明了一些背景因素与理念层次的问题。现在我想再描述一下现实的条件,以说明如果两岸在这个课题上合作,将可以截长补短,事半功倍,并对双方都会有许多好处。
  以我自己求学的背景和这几年与大陆学界交流的瞭解,在中华文化复兴这一课题上,两岸其实各有一些优劣的条件。就传统学术的遗老来说,许多早年旧学根底深厚的人,当年并未随国府南迁,如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等人,但他们并没有如刚逝世的季羡林先生一般,活到能获得发挥的空间的时候;而像钱宾四、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他们流浪香江,而后又趁国府强调传统的因缘,得以在港台大展鸿图。而当年国故派的领袖,章太炎、黄季刚先生的门人也在台湾传扬国故,因而使得台湾在学术传统上,并未和历史脱节,而且也能维持百家争鸣的局面。实在说来,这恐怕是台湾比较占优势的一面。而且由于台湾学术在与西方接轨的课题上,也确实领先大陆至少30年,这也使得台湾学界在思考如何将传统与现代接轨的课题上,可能要领先大陆一代,因此它在创意以及思考的系统严密性、完整性上,容我大言不惭的说,台湾恐怕真的比大陆要好上很多。无论如何,撇开某些个人条件不说,大陆在整个教育和文化体制上,毕竟与传统文化和学术脱节太久了。我听说大陆在十一五计划中准备在各大学普设国学院,就面临了师资与教材的严重匮乏,这就是明显的证据。也因为这样一个条件,使得台湾拥有相当一批人力,可以投入到相关的学术研究、教学,乃至诸如文化创意产业等行业之中,来为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工作做出贡献。这点至少在相当时日内,都还会是台湾的优势所在。
  但是另一方面,台湾这一优势也面临了巨大隐忧,那就是由于这十几年来政策上去中国化的结果,由于台湾研究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资源上的重大落差,使得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在人力上、课题质量上,都似乎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研究上是如此,其实社会氛围上更是如此,今天台湾的媒体,有关中国的报导就跟对世界的报导一样,实在少得可怜。这种自我封闭的氛围,几乎已成为这十几年来台湾社会的特色。大致来说,80年代以前养成的一批,相对而言还比较好,也比较能从大的视野来关注传统文化的发展,但这十几年的状况实在每下愈况。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年在台湾成长的新世代,由于教育的走向,使得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感情,已经愈来愈淡,对中华文化的知识也愈来愈浅薄,这几乎是每个文史科目的老师所共有的感慨。
  而相对来说,大陆这几年整体国力的大幅提升,加上也逐渐认识到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意义,因此既有意愿,也有能力投注更多资源在这方面,十一五计划准备以五年的时间在全大陆设立几十个国学院,便是具有大气魄的证据。而更重要的是,大陆年轻人对中国的那份感情,这恐怕才是更具关键性的因素。我多次在大陆演讲,对学生眼神中的那份对中国传统的热爱,至今犹让我历历在目。这也就是说,台湾目前仍具有客观上软实力的优势,但套用股市的术语说,此一优势只是短多长空而已,而大陆则具有硬实力与主观感情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却是长期的保证。如果说两岸能够充分合作,则台湾应可弥补大陆因断落五十年所造成的缺憾,并能借助台湾的经验而更迅速地让传统与现代接轨,反过来说,大陆也可以协助台湾重拾对中国传统的想往,让台湾许多仍对中华文化怀抱热情的人,可以获得比较多的资源,这也当然能够增加台湾新生代对中国的认同,这不是大陆所关注,并且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两岸文化共同体的基本设计与功能

  就共同体这种组织的基本定义来说,它当然必须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但是就现阶段而言,两岸的情形自然与欧盟国家的情形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如果此一文化共同体要想在现阶段就能开始运作,它当然不能墨守欧盟的状况。因此,我认为此一共同体在两岸定位的问题获得基本解决之前,也许可以采取某种类似现在海基、海协的白手套模式,但是它也与海基、海协的模式有一个基本的不同,亦即它必须以某种合署办公、共同决策的方式为之。此一组织我认为可以就名之为“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其成员应包括两岸相关部会决策阶层官员与相关幕僚人员,以及相关学术界人士和相关产业界人士,并由两岸轮流担任此一委员会的主席。
  如果这样的模式无法一步到位,也可以有一些阶段性的变通作法,比如说如果考量到台湾的特殊政治生态,则台湾方面也可以暂时由退休官员,资深学术界人士、或对决策有影响力的人士来代替决策层级的官员。总之,由于共同体的决策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各成员体内部的法律、行政等层面的配合,所以必须纳入官方或是准官方的决策人员,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功能。
  至于此一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它当然不是两岸目前各自存在的教育、文化部门的太上部门,我觉得它不是意在指导目前两岸各自在推动的教育、文化政策,而是在“积极兴利”上,亦即在整合两岸所有相关资源,以共同促进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并将中华文化推广到全世界。这包括学术、教育、文化乃至产业等等层面,此处自然无法完整列举,但我以下想以举例的方式,来抽样式地略作叙述。

  一、由两岸“共同经营孔子学院”
  我觉得在“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成立前后,第一个可以尝试的工作,便是引入台湾的力量,以共同经营已经颇具规模的孔子学院,让孔子学院成为一个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试点与橱窗,让它成为在全中国(包括台湾)以及世界华人乃至世界人士接触中华文化的一个据点,甚至可以成为类似美国在二战之后成立的“和平工作团”的组织,让孔子学院成为一个“文化和平工作团”。我的构想乃是如此:
  据瞭解,目前大陆已经在世界各地成立了超过三百二十个孔子学院,这的确是很具气魄的举措。但是另一方面,它似乎还未充分发挥功能,而只像是美国在世界各国设立的美国新闻处一般,成为提供资料与教授中文的场所而已。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将孔子学院不只是开设到外国,也开设到全国各地,同时培训大量的青年文化讲师与文化工作者,让他们成为文化大使、文化拓荒者,或以驻点的方式,或是巡回各地,来讲授、展演各项有关中华文化的东西呢?如果我们真要如此作,则可由“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动员两岸丰沛的国学研究者、学生,乃至各种文化表演团体和文化工作者,就以现有的孔子学院架构,扩增其功能,让它成为组织、研发和执行的单位。我相信就我比较熟悉的国学研究这一领域来说,为这样的工作,台湾至少就会有百位以上国学领域的教授会愿意立刻投入,研究生乃至其他国学爱好者那就更不用说了。尤其是如此作法,马上可以为国学带进丰沛的资源,让许多国学爱好者因此而找到其安身立命之地,特别是像台湾目前国学正面临发展窘迫的困境,这样的作法当可迅速为此一窘境解套,这也一定会在台湾激起另一波研究国学的热情,让一批曾受到良好训练的国学研究者与学生,得到发挥的空间,同时平衡掉目前越来越偏重在只做台湾研究的现象。
  而更重要的则是“文化和平工作团”的构想。当年美国以类似的作为成功地将美国青年带入世界,他们深入世界各地,甚至到达蛮荒,也让美国文化藉此向世界各地扩散,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今天美国许多领袖人物,当年都出身于和平工作团,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他们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丰富了他们的视野,拓展了他们的世界观。像这样的范例,我们为什么不能复制呢?我们想像一下,两岸的青年如果因此而带着中华文化走入世界,并在这样的经验引领下,而逐渐成长为未来的各界领袖,则这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将会构成多大的助益?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容易就可以估算出来了。
    至于这一工作的具体作法,也许可分为上中下游的三层来说。上游的工作可以动员两岸的国学研究者作各种现代国学教材的编纂,让它可以适用于各种不同文化背景与年龄层,同时与两岸各大学合作,培训足够的中华文化种子教师。中游的工作则在培训两岸青年,这种培训当然不同于正规学制的基础养成,而是以任务为导向的训练,让这些年轻人可以成为文化大使,以向国内与国际传扬中华文化的内涵。下游的工作,就是通过孔子学院现有以及未来可能增设的据点,派驻文化大使,让他们实际走入国内及国际的各个角落。我相信通过这样的方式,一定可以让两岸的所有参与者在其中学到更宝贵的互动经验,同时培养起更强的认同感。 


        二、两岸“共同成立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
  这个构想主要是参考七八十年代,台湾为因应当时的世界石油危机,改造产业结构,所成立的“工业研究院”。由于当时台湾工研院充分发挥了火车头的角色,使台湾奠定了后来发展电子产业的重要基础。而我觉得,未来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奠基在中华文化基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也会是一个明星级的产业,因此有必要在这个产业发展之初,就由官方的力量给予辅导与扶助,特别是在研发工作上,更是两岸政府必须特别着力的。同时,有鉴于两岸在文化上如此密切的亲缘关系,实在没有必要各作各的,如果两岸能够由双方政府共同赞助,在“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的主导下,来成立这个“中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集合两岸的创意人才共同研发,并辅导厂商建立产业链,这对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必然能带来积极而正面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联结,不只能将两岸的相关产业完全联系在一起,同时更可以让中华文化的创造力成为增进两岸认同的关键力量,而这才是我此一构想最关心的地方。

  三、两岸“共同规划成立文化产业园区”
  这个构想当然也是参考台湾发展电子产业的经验,由于新竹科学园区这种仿自美国硅谷之模式在半导体生产上的成功经验,让它也成为后来许多产业发展所模拟的对象。对于这点,两岸应该都不陌生。而对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创意产业,其聚落并不以政治为疆界,比如说妈祖的信仰便横跨海峡两岸,又比如说“玉”的文化乃是两岸中国人所共有,但西方人却很陌生的;如果“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能够根据这样的文化聚落来规划文化产业园区的设置,让它打破两岸某种“政治上的疆界”,应该更可发挥其文化上的优势。我常在想,今天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以为钻石才是最贵重的珠宝,结果让多少中国人的钱,流入了西方的钻石市场。然则难道我们不可以像法国人将红酒发展成世界性的红酒文化,因而大赚其钱一般,把玉器发展成另一种可以取代钻石的世界性珠宝吗?类似这样的例子,如果“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好好规划,一定可以找出许多足以代表中华文化的创意产业,并发展成为产业的聚落,从而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增进了聚落内的文化认同,如此岂非两全其美。
  当然如此一来,它也许就要比现行的许多科学园区多了一项任务,那就是此一文化产业园区将不只是负责生产而已,它更重要的将是在行销的方面。如何创造出每一种文化产业的品牌等等,就会是成败的关键。而就这点而言,台湾这么多年所累积起来的行销创意,如果能配合大陆的世界性据点,将更有成功的可能。此所以我认为,类似工作能够交由像“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这样的单位来作,其实是要比由两岸政府各自去作,要来得更有成功公算的。这当然也是我会提出如此构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结语

  以上,我以几个例子简单勾勒了“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所可以进行的工作,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的集思广益,一定还可以提出更多可行的方案。但无论是什么方案,我的着眼点都只在几点上,一是它可以为两岸积极兴利,另一个是累积两岸体制性互动的经验,并藉此以消除隔阂,增加互信,而最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台湾对“整个中国”——不只是历史、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也是由两岸在历史进程中所必将共同创造的那个整个中国——的认同。正是基于这个着眼点,所以我相信两岸的有识之士,也许不见得都赞同我说的一些细节,但应该都会同意并积极推动此一构想之方向的。
  然而,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构想在两岸还只能透过白手套来交往,而且台湾的反对党还是那么仇视大陆的状况下,它有实现的可能吗?关于这点,我以为上述构想其实并不必建立在两岸政治谈判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它并不需要在两岸政治定位上解决之后,才能进行。就具体的推动言,它其实可以通过目前海基、海协的协商管道,就可以上路的。因此,在我看来,问题只在两岸当局是不是认为这样一种“累积认同”的作法是必要的而已。两岸官方早已同桌谈判,它所差的只是一点,谈判还是主客对立的,而共同体用现在流行的哲学名词,乃是“互为主体”的,如此而已。只要双方愿意再多跨出一步,各位可以想一想,上述构想哪一个有可能如某些人说的“卖台”呢?
  不过,我也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正是因为必然有这样的质疑,它相对地也显示了认同问题之严峻,乃是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以此,像上述的构想乃益发有其必要性与迫切性。百年来中国的积弱不振,在文化心理上,已经让很多中国人有了严重的挫折感,甚至认为当中国人是一件羞耻的事。坦白说,台湾真的有很多人是如此感觉的。记得当年最有名的台独教父彭明敏先生结束流亡生涯,重返台湾时,在机场就有一段话说:他无法想像今天还会有人想当中国人。彭明敏这样的讲法也许有些极端,未必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但在台湾绝对是有相当社会心理之基础的。今天如果两岸不能一起合作,让中华文化也能在两岸的未来创造荣光,则两岸就必然还有一段因为无法建立认同而将面对的波折。然则,如本文的构想,其功能又岂曰小哉!
  总之,两岸的现状乃是人类历史所仅见的,但我相信,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一定有智慧可以解决难题,并借助此一历史机遇而再度奋起。作为解决难题的一环,我很努力地提出了上述构想,虽然可能还不成熟,但我愿意以抛砖引玉之心,来迎接更具智慧的方案,以再造两岸的认同,并携手共创属于整个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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