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的思考（一） 宋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司马光
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日益严重，如何从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吸取经验，处理好我国的民族问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历史任务。在此将一点心得奉上，与诸公共论。
一、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目前学术界已经对其边防思想、理学思想、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多以《资治通鉴》为研究对象，本节拟以其奏议为例，探究其民族关系思想。
围绕如何看待边疆少数民族、如何面对边疆少数民族侵扰、如何处理内政和边患之间的关系这三个问题，司马光形成了以怀柔优于征伐为核心、“御之得其道”为基本方针、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为基本原则的较为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一 怀柔优于征伐
怀柔优于征伐的观点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他在治平二年(1065年)和治平四年(1067年)对宋英宗的上书中完整地的阐述了这一观点：“臣愚窃惟真宗皇帝亲与契丹约为兄弟，仁宗皇帝敕赵元昊背叛之罪，册为国王，岁损百万之财，分遗二虏。岂乐此为之哉？诚以屈己之愧小，爱民之仁大故也。” [2]“臣闻戎狄之俗，自为儿童则习骑射，父子兄弟相与群处，未尝讲仁义礼乐之言也，唯以诈谋攻战相尚而已，故其民习旅用兵，善忍饥渴，能受辛苦，乐斗死而耻病终。此中国之民所不能为也。是以圣王与之校德，则有天地之殊；与之校力，则未能保其必胜也。以舜禹之明，征三苗而三旬逆命；商高宗之贤，伐鬼方三年乃克；汉高祖之雄杰，为冒顿所围，七日不火食。国朝以太宗之英武，北举河东，南取闽浙，若拾地芥……继迁背诞，太宗以郑文保为陕西转运使……十有余年，卒不能克……白骨蔽野，号哭满道……及真宗即位，会继迁为罗潘支所杀。真宗因洗涤其罪，吊抚其孤。赐之节钺，使长不毛之地，讫于天圣明道四十余年，为不侵不叛之臣。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由是观之，征伐之与怀柔，利害易见矣。” [3]在司马光看来，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戎狄长于骑射，精于战斗，而中原圣王长在仁德，兴师讨伐是以短攻长，败多胜少，即使是前代圣主明王也不免付出沉重代价，而怀之恩信则可使夷狄感恩伏服，为“不侵不叛之臣”，免去战斗之苦、劳民之祸，因此盛赞宋真宗抚慰西夏以致边境宴然、关中富庶。
司马光提出“怀柔优于征伐”的思想观点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主要由以下几点作为支撑：
第一，从风俗习惯来看，精于骑射、性情坚韧、以战死为荣的“夷狄”更适合战斗，中原汉族在这一点上处于劣势，即使是圣明贤达的禹舜、国强军盛的汉高祖、宋太宗都难以取胜，与之较力是以弱击强，势必付出惨重代价。
第二，从征怀两策的实际效果来看，北宋伐契丹、征西夏不但劳而无功，反而致使国穷民弱，造成“白骨蔽野，号哭满道”的惨像，而宋真宗、宋仁宗不惜屈尊降贵与“二虏”议和后却形成了干戈停息、“关中户口滋息，农桑丰富”的繁盛景象，“征伐之与怀柔，利害易见矣”。
第三，从北宋军事力量的现状来看，怀柔是北宋解决边患问题的最佳方案。欧阳修曾对北宋军事力量作出如下评价：“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 [1]元昊称帝，大举攻宋，宋军初败三川口，又败好水川，再败定川，损失惨重，这样一支由懦将愚兵组成、且屡战屡败的军队，是无法完成驱逐夷狄，收复河山的重任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夷狄施以恩信才能结束战争、安定边疆。司马光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仁宗屈己，赐以誓诰，册为国王，岁与之物凡二十五万，岂以其罪不足诛而功可赏哉！计不得已也。” [2]
第四，从怀柔的对象来看，司马光认为夷狄也是人，能够感受到“恩信”，感恩戴德，进而减少战争的发生。中国古代边疆少数民族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社会形态上都远远落后于中原汉族，生活习性也不相同，因而对于少数民族的评价往往从汉族自身的伦理道德出发大肆贬斥，绝大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把夷狄视为“禽兽”：魏绛称“戎，禽兽也” [3]，《国语•周语》称“狄，豺狼之德也。”东汉虞诩称蛮夷“兽心贪婪。” [4]隋文帝称突厥为“豺狼”、“虏”，认为他们“凶丑愚暗” [1]。宋赵普称藩戎自古难制，圣帝明王“皆以鸟兽畜之。” [2]孙何称“契丹者，腥膻小藩，蛇豕异类。” [3]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会神宗大行，西夏请服，乞还米脂六寨，司马光认为“此数寨之地，中国得之虽无所利，虏中失之为害颇多”，不如并废六寨，复夏国旧境，安西人之心，则“西人忽被德音，出于意外，虽禽兽木石，亦将感动，况其人类，岂不鼓舞抃蹈，世世臣服乎？” [4]在这里，司马光明确得将夷狄上升到了“人类”的高度，认为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原王朝对他们的恩抚，从而感恩戴德，“世世臣服”。这在北宋以前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是继唐太宗“夷狄亦人” [5]观之后，士大夫阶层在民族平等问题上迈出的巨大一步。
第五，在理论上受到传统的“不事四夷”观的影响。自古以来就如何面对少数民族内犯问题存在诸多讨论，一般的来说，存在两种看法，即“多事四夷”、“穷其巢穴”的攻势思想和“皆患夷狄”、“不事四夷”的守势思想。前一种思想以汉代的王舜和刘歆、唐玄宗为代表，他们认为面对“夷狄”的入侵，只有变守为攻，主动大规模出击才能真正解决边疆危机，唐玄宗更是明确指出面对聚散无常的少数民族军事掠夺必须“穷其巢穴，杜绝飞走，使无遗类” [6]方能安定边疆。而唐刘袆之则认为“自古明王圣主，皆患夷狄。吐蕃时扰边隅，有同禽兽，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凭凌，未足为耻。” [7]对夷狄采取被动、忍让的措施是可以接受的。唐褚遂良、狄仁杰认为“多事四夷”必然导致“海内枯竭，生人失所”，同时征伐缴获之物得不偿失，主张“不事四夷”。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害日趋严重，“公私困竭，将愚卒弱”，又有太宗伐契丹、仁宗御西夏损失惨重的前例，对宋朝而言，“多事四夷”、主动进攻显然力不从心，面对成犄角之势的西北二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防御、如何避免两线作战，而不是主动挑起战争，在北宋军队“将愚卒弱”、征伐四夷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不事四夷”观显然更符合北宋实际。据此，司马光坚决反对神宗攻夏，他指出：“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因人主好战不已，以致危乱者，多矣！况今公私困竭，将愚卒弱，乃欲驱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虏，其无功必矣！岂惟无功，兼后患甚多，不可尽言也。” [1]“国家富强、将良卒精”尚不敢轻言征伐，以北宋“公私困竭、将愚卒弱”的现状，不但不能取胜，甚至会招致更大程度上的国家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恩信怀柔戎狄，固本修政，以待时机，不可妄行讨伐招致亡国大祸。
二“御之得其道”
“御之得其道”的思想观点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中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方针，他在《资治通鉴》卷56云：“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在其奏章中也针对如何做到“御之得其道”做了详细的论述：“臣闻王者之于戎狄，或怀之以德，或震之以威，要在使之不犯边境，中国获安，则善矣。”[2]“王者临御四夷，当叛则威之，服则怀之，使信义之明皎如日月。” [3]“臣闻周书称文王之德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盖言诸侯傲很不宾，则讨诛之；顺从柔服，则保全之。不避彊，不陵弱，此王者所以为政于天下也。” [4]司马光认为要做到“御之得其道”，必须威怀并用，从而达到“中国获安”的目的。具体而言，其威怀两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御之以恩信，待之以礼节。在中国古代,安抚边疆少数民族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以“信义”观最为常见，而宋不同于汉唐，汉唐之言“信义”，大都有居高临下的意味，而北宋国困兵弱，边疆问题严重，战不能胜、守不能安，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对夷狄施以“恩信”是阻止战争、安定边疆、休息百姓的最佳方案，其重要性远胜于汉唐。然而，由于屡次败于夷狄之手，北宋群臣仇视辽夏的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能够坚持“恩信”怀柔夷狄，是非常可贵的。司马光的“恩信”观不仅指对夷狄要讲信用，而且要施重“恩”，甚至不惜土地钱财，以达到阻止战争、消除边患的目的。司马光曾对仁宗“和亲” [5]契丹给予高度评价：“契丹未和亲之时，戎车岁驾，疆场日骇，乘舆暴露于澶渊，敌骑凭陵于齐、郓、两河之间，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体，得失之至计，亲屈帝王之尊，与之约为兄弟，岁捐金帛以弭之，聘问往来，待以敌国之礼。陛下承统，一遵故约，夫岂以此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 [6]“国家自与契丹和亲以来，五十六年，生民乐业。”[1]同时，司马光对真宗抚慰党项也是评价甚高：“李继迁俶扰西垂十有余年，关中困弊，真宗皇帝即位，赦其大罪，割灵夏等数州，除其子为赵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由是边境安宁者四十年。” [2]司马光认为，怀柔四夷，不但要有“恩”，还要对夷狄讲“信”。治平四年（1067年），宋臣种愕奏请招纳西夏横山首领嵬明山，渐图进取，对此司马光坚决反对，在他看来“凉祚虽内怀桀傲，而外存臣礼，方遣使者奉表吊祭，尚未还国”，在这种情况下“遽令边臣诱纳其亡叛之民”，是“而失王者之体多矣”，对此朝廷应“速诏边臣务敦大信，勿纳亡叛”以免边患再起 [3]。
司马光认为怀柔四夷除了做到御之以恩信，还要待之以礼，“不避强，不陵弱”，即使要讨伐不臣，也不能违反“礼”的原则。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年－1063年），司马光屡次上书弹劾边臣赵滋，其中一条重要的罪状就是“对契丹人使礼貌骄倨，不尊旧式。” [4]嘉佑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夏主凉祚遣使吊祭，宋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高宜待夏使无礼，司马光批评他“言语轻肆，傲其使者，侮其国王” [5]致使夏人侵扰边疆。显而易见，司马光认为宋朝应有大国气度，礼遇夷狄使臣，尽量减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司马光也认为西夏对宋应尽臣礼，他认为国家对西夏“来则迎送馆谷，以宾客待之；不来则一无所问” [6]的态度是不正常的，既然称臣于宋就应当贡节修备，从而在礼的制约下达到“中国获安”的最终目的。
第二，在司马光恩威两策中，以威策最为特殊，其震慑力不在于大军出塞、征战杀伐，而是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互配合，达到“使之来无所得，兵疲食尽，可以坐收其弊” [7]的效果，从而迫使其臣服。
在司马光看来要达到“使之来无所得”的防御效果，就必须坚持良将精兵的建军原则和“内不失备，外不失好”的防御原则。为此他曾多次上书言守边之策，具体而言就要做到：“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翦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 [8]而在这其中，司马光将择将放在首位，“为备之要，在于择将帅”，在他看来“将者，成败之机，安危之本，固不可以任其非人” [1]，为此司马光曾多次上书弹劾边臣认为他们不堪国用，请看下表：
[ 本帖最后由 海曲郡王 于 2008-8-25 15: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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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曲郡王 (2008-8-25 15:38:27)
从上表所知，司马光弹劾的边臣、守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狂妄生事、待敌国使者无礼；一类不睦边事，懦弱无能。由此可见，司马光理想的将才应该是既有守边御敌之能又不惹事生非，有勇有谋，具有全局观的良将。除了择良将，司马光认为还应精兵、强兵。他认为：“国家从来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则衣粮易供，公私充足，一人可当十，遇敌必能取胜。兵多不精，则衣粮难赡，公私困匮，十人不足当一，遇敌必致败北。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不为难知也。” [2]同时司马光也指出宋军士兵缺乏训练、人数众多却无实战之用：“士卒骄惰，上下姑息，有同儿戏。教阅稍频，则愠对怨望；给赐小稽，则扬言不逊；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北。” [3]对此，司马光认为应“申明阶级，剪戮桀”、“料简骁锐、罢去羸老”，实行精兵、强兵之策。在战略上，司马光认为在内政未修，封域未治的情况下国家应坚持“内不失备，外不失好”防御原则，为国家的强盛争取时间，为此他痛斥惹事生非的边臣赵滋、高宜，认为他们是“苟为夸大于目前，以求一时之声名，而不顾国家永久之患”，自私名声，不顾国家大局，应将他们“落军职，徙之内地，毋使边将相效，为国生事。” [1]
经济封锁、“禁私市”是司马光制夏政策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是迫使西夏臣服的主要手段之一。自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宋置保安军榷场以来，宋夏边境贸易不断发展，双方交易数额巨大，以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为例，北宋政府规定每年要从保安军榷场、镇戎军榷场购买战马四千匹，羊两万头。非法的边境贸易更为兴盛，司马光曾指出：“传闻近岁法禁疎阔，官吏弛慢，边民与西人交易者日夕公行。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 [2]同时贡使贸易频繁，西夏获利巨大，苏轼曾于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指出：“每一使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率不下二十万缗，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罢岁赐，可以坐复。” [3]但在夏宋贸易中，北宋牢牢掌握着主动权，在经济上，西夏对北宋存在巨大的依赖性。对于西夏对北宋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贸易上的必然性，李华瑞先生曾撰文详细阐述，他认为西夏对宋贸易的依赖性、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西夏不能生产或生产很少的产品必须依赖宋朝进口；西夏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产品需要从宋朝进口；西夏的优势产品或剩余产品必须通过宋夏贸易才能实现其价值。对此，司马光有着清醒的认识：“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国贸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国者羊马氈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固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 [4]同时，在司马光看来，元昊虽屡次大败宋军，又不得不主动请和，其原因就是“贪中国之财，思私市之利故也”；凉祚称臣奉表原因有三，其中两条涉及经济方面：“一则利于每岁所赐金帛二十余万，二则利于入京兴贩贸易。” [5]这种对于西夏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宋朝的认识，直接催生了司马光禁绝贸易以困西夏的思想，他认为要达到困绝西夏的目的必须同时禁绝西夏贡使贸易和边境贸易：“陛下诚能却其使者，责以累年正旦、生辰及登宝位皆不来贺，何独遣此使者，拒而勿内，明敕边吏严禁私市。俟其年岁之间公私困弊，使自谋而来，礼必益恭，辞必益逊，然后朝廷责而敕之，许通私市，待之如故” [6]。对于禁绝贸易的困难性，司马光认为，只要效法庞籍立严法、从重处置私自进行贸易的边民，同时择派良将守御边城，就可以做到困迫西夏的目的。
三 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
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的观点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中处理国内事务和边疆问题的基本原则。司马光认为：“自尧舜禹汤文武之王，下至齐桓晋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内而能立功于外者也。” [1]“国家今日内政未修，不可遽谋外事。” [2]“伏望陛下且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 [3]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在其所上《横山疏》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即：“为今之计，莫若收拔贤俊，随材受任，以举百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以修庶政。慎择监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绝浮费，沙汰冗食，以实仓库。询访智略，察验武勇，以选将帅。申明阶级，剪戮桀黠，以立军法。料简骁锐，罢去羸老，以练士卒。完整犀利，变更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职既举，庶政既修，百姓既安，仓库既实，将帅既选，军法既立，器械既精，然后惟陛下之所欲为，复灵夏、取瓜沙，平幽蓟，收蔚朔，无不可也。” [4]在司马光看来，国内大治是处理边疆问题的先决条件，只有国家富足、政治清明高效、人才充斥朝堂、将良兵强，才能为征伐四夷提供物质、政治、军事上的保障，才能战胜四夷，在国家积弱、军备松弛的情况下，征伐四夷只能是自取其辱，这一思想不仅仅受到了传统的“先华夏而后夷狄”观的影响，也建立在司马光对于宋朝现状深深的了解之上的。司马光“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的思想不仅仅在于强调治理国内和边疆问题的先后顺序，同时也认为国家在备边练兵的时候以不扰民为先。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下诏令陕西人户三丁出一丁刺为义勇，司马光于治平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折求罢义勇，累计六折，而英宗不许，又于十二月五日连上六状求黜相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刺陕西义勇劳民伤民导致百姓“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哭之声，弥天亘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 [5]，从这一点来说，司马光这一主张是符合人民意愿的。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既来源于儒家思想和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又受到其师庞籍的影响，同时又与司马光本人的经历及当时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
作为当代大儒，儒家思想在司马光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这其中“礼”是“其史学、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1]，他认为：“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2]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中待夷狄以礼的观点，其实质就是其“礼”学思想在民族问题上的延伸。同时其以“恩信”怀柔四夷、备边不扰民的思想也是同儒家重“信义”、重民本思想相一致的。我们知道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时期，作为一名史学家，司马光在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中，他以“臣光曰”的方式对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治边事迹、民族关系思想进行过大量的评价，或褒扬或贬斥，这个评价的过程其实质就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归纳总结，其先正内而后治外的思想与褚遂良“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观点、其夷狄“人类”观与唐太宗“夷狄亦人”的思想、其以“恩信”怀柔四夷的思想与李德裕“抚”“诚”夷狄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具有明显的继承性。
探讨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就不能不分析庞籍对他的影响。庞籍是司马光的恩师，又是其父司马池的同事，待司马光甚厚，有知遇之恩。庞籍罢相，司马光弃官相随；庞籍去世，“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 [3]庞籍对司马光恩遇极深，政治上颇加指点，司马光的民族关系思想更是与庞籍一脉相承。庞籍曾任陕转运使，与范仲淹、韩琦共掌西北军政，熟悉边事，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先正内而后治外” [4]、“汰去冗兵、只留精锐” [5]、“坚壁清野，使无所得” [6]、“贼地所产之物，严法以绝之，使不得与边人贸易，既劫掠无所得，兼货利无所通，其势必日蹙” [7]，这些观点与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中“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军事上择将练兵以守为主、经济上绝私市困迫西夏的观点基本一致，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司马光一生为官，任职甚多，足迹遍布南北，既通晓民政，又熟知边事，丰富的履历，为其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司马光通判并州，夏人侵耕麟州土地，司马光受庞籍之命前往巡视，奏请修筑堡垒阻止夏人侵耕，“而麟州守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 [1]这件事对于从政未久的司马光来说，影响非小，庞籍因此事获罪，司马光倍感连累恩师，连上两状求黜，在他看来“此乃诸将恃勇轻敌临事无备之所致，本非修堡之过” [2]这与他后来强调备边、弹劾狂妄生事的边将有一定的联系。神宗时，司马光知永兴军路，是时陕西大旱，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之艰难：“臣自入境以来，见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询访闾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绝无所收……谷价踊贵，民间累年困于科调，素无蓄积，不能相赡。以此须至分房减口，就食西京襄邓商虢等州。” [3]据此他激烈反对神宗伐夏，征战扰民成为司马光怀柔优于征伐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司马光任职的麟州、永兴军路，都与西夏接壤，麟州、保安军（隶属永兴军路）都设有榷场，后者更是北宋政府对夏设置的两大榷场之一，这对司马光了解夏宋贸易提供了便利，也是其困绝西夏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
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是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结合北宋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概括地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不畏上的理论勇气。司马光一生忧国忧民，政治上稳健、保守，政见上多与英宗、神宗相左，对此司马光并未曲意逢迎，而是屡次上书劝谏。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下诏刺陕西义勇，司马光认为广刺义勇不但无用而且劳民伤财，连上六扎反对，英宗不纳，又连上六状辞官。神宗用种谔计招纳西夏叛臣，司马光批评说：“今朝廷既赦其罪，与其赐物，受其使者，纳其贡献，又纵而诱其叛臣，激其忿心，是常欲其叛而不欲其服也，信义赏罚，将安在乎？” [4]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神宗伐夏，司马光坚决反对，认为“国家先当举百职，修庶政，安百姓，实仓库，选将帅，立军法，练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备，然后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胜于曩时。……乃欲轻动大众，横挑猛敌，此臣所以大懼也。” [5]司马光敢于连上奏章批评皇帝的民族政策，虽然与宋代较为成熟、开明的文官制度有关，但是在君王一言可定生死荣辱的封建时代，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到的。
第二，关注现实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特征。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都是在应对北宋严重的民族矛盾的过程中形成，都是为了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提出的。北宋积贫积弱，汉唐雄风不再，而辽夏常年威胁边境、一身二疾，军队腐朽懦弱不堪一战，面对国内外严重的矛盾，司马光主张先内后外，先解决国内问题，再解决边疆问题，边疆驻守的军队要择良将、练精兵，做到“内不失备，外不失好”，尽可能为国内建设争取时间。面对西夏累年内犯，庞大的边军守御有余出战不足，司马光主张“御之得其道”，以重恩感化、以礼节对待、约束西夏，在西夏犯边之时以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配合迫使西夏臣服，从而达到边境安宁的目的。
第三，全面与片面共存是司马光民族关系思想的一大特点。从总体来看，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司马光的观点虽有一定的倾向性但较为全面，很少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他主张“怀柔优于征伐”但并不反对征伐四夷，不过是存在一个先后的问题，即“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他主张对待夷狄要“御之得其道”，既要以“恩信”、礼仪笼络四夷，又要整肃军队严加守御；在经济封锁迫困西夏问题上，他也主张在西夏臣服后要“责而敕之，许通私市，待之如故”，并非一味拒绝贸易。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着过于片面的看法，例如在绝贸易以困西夏的问题上，司马光只看到了西夏对北宋贸易的依赖性，却没有看到夏宋贸易对北宋的影响 [1]；只看到了以经济迫使西夏臣服的事实，却没有看到贸易不通正是西夏累年犯边的重要原因。在西夏衰弱、横山欲降，破西夏一臂大有可为之机一再强调先治其内而后立功于外过于迂腐，在西夏乞还米脂六寨问题上又过于看重恩信怀柔而忽视既得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