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郛》目录及简介
书名：《说郛》
编者：（元）陶宗仪
版本：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据涵芬楼1927年11月版影印
册书：全12册
内容提要：《说郛》，元陶宗仪编纂。陶宗仪(1321～1407年)，字九成，号南村，浙江台州黄岩人。相传是东晋陶渊明的后代。父陶煜，字明元，号逍岙山人。他不慕荣利，清贫执教，唯以著书为乐事。其一生著书10余部数百卷。除了《辍耕录》、《书史会要》外，还有《说郛》、《南村诗集》、《国风尊经》、《四书备遗》、《古唐类苑》、《草莽私乘》、《游志续编》、《古刻丛钞》、《元代掖庭记》、《金丹密语》、《沧浪棹歌》、《淳化帖考》等。陶宗仪是台州人的著作收入《四库全书》中最多的一位学问家。书名取扬子“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语，《说郛》思即五经众说。此书凡100卷，条目数万。此100卷的煌煌巨编，汇集秦汉至宋元名家作品，包括诸子百家、各种笔记、诗话、文论，为历代私家编集大型丛书中较重要的一种。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虫鱼草木、诗词评论、古文奇字、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杨维桢作序说：“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者多矣。”
附《说郛》序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纂。今世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卷，乃清顺治丁亥姚安陶珽编次。其中错误指不胜屈，如《四库目录》所载。《春秋纬》九种之后别出一《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别出一《珩璜新论》；周密之《武林旧事》分题九部，段成式《酉阳杂俎》别立三名，陈世崇之《随隐笔记》诡标二目。又王逵《蠡海集》，其人于宗仪为后辈，《杂事秘辛》出杨慎而其书并列集中。各条已足证明非南村原本，而揉杂窜乱之可笑矣。乾嘉前辈往往叹息于《说郛》之亡，亡于剞劂，岂不谅哉！ 自民国八年冬，主京师图书馆事，得见馆中残本明抄《说郛》。持校刊本，则《云谷杂记》一种刊本亦标三名：一标《云谷杂记》，一以《寿山艮岳》，一条标《艮岳记》，一则以联句所始等二十五条别为《东斋记事》而云宋许观撰。杜撰书名，伪标作者，则其他更何足言？由是发愿，欲还南村之旧。然非明抄本则不足据，明抄又不可多觏。既遇之矣，又皆非全帙，且错简脱文，不一而足。私心以为必无望矣。然遇明抄，则缺者必借钞，重者必借校。阅今六年，竟成全书。其中字句，不敢臆改，非据善本，则必以抄本校抄本，择其善者而从之。今已竣事，敢举其大者，以告世之同好者。《事始》、《续事始》，世无传本，一善也。（此二种举其大者，其余小者甚多。）《云谷杂记》虽非全本，然较武英殿本已多二十余条。《意林》世所传皆五卷本，此书所收为六卷本。二善也。《老学菴续笔记》有目无书久矣，《四库》各阁皆无，此独有之，三善也。至于各子，佳字尤多。 既还南村之旧，奚敢秘为己物？爰付剞劂，用补先辈之憾云。海宁张宗祥记。
《说郛》的流传情况：陶宗仪编成《说郛》不久病卒，抄本被松江文士数家收藏。七十年后，官居湖广副使、六十五岁的郁文博罢官归松江，在龚某家借《说郛》细阅，觉得“是书搜集万事万物，备载无遗，有益后人。”但又发觉抄录者马虎了草，字多讹缺，于是每日端坐“万卷楼”，逐一校勘，费时近十年，重新编成100卷。可见陶宗仪原书工程之巨大。明末清初，云南姚安人陶珽又对《说郛》加以增补，编成120卷。陶珽自署黄岩，是宗仪的远孙。1914年，学者张宗祥任北京教育部视学，开始接触古籍；1919年，教育部长傅增湘请张筹办京师图书馆，并兼主任，时鲁迅亦在教育部任职，对张宗祥说，馆中藏有明代《说郛》120卷抄本，要他抄录出来供大家研究。从此，“铁如意馆主”张宗祥走上古籍校勘之路，先后费时6年。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得到消息，向张宗祥要去抄校本，以“涵芬楼”为名，于1927年11月出版，初版很快售完，连英国牛津大学也订购两套。1990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将陶宗仪、陶珽120卷本和《续说郛》46卷本，汇集影印出版，定名《说郛》三种，这是中国当代出版最大的丛书之一。
《说郛》序和目录
《说郛》(100卷全十二册).[明]陶宗仪 纂.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7月版.据涵芬楼1927年11月版影印
《说郛》序
《说郛》一百卷，明陶宗仪纂。今世通行本为一百二十卷，乃清顺治丁亥姚安陶珽编次。其中错误指不胜屈，如《四库目录》所载。《春秋纬》九种之后别出一《春秋纬》，《青琐高议》之外别出一《珩璜新论》；周密之《武林旧事》分题九部，段成式《酉阳杂俎》别立三名，陈世崇之《随隐笔记》诡标二目。又王逵《蠡海集》，其人于宗仪为后辈，《杂事秘辛》出杨慎而其书并列集中。各条已足证明非南村原本，而揉杂窜乱之可笑矣。乾嘉前辈往往叹息于《说郛》之亡，亡于剞劂，岂不谅哉！
自民国八年冬，主京师图书馆事，得见馆中残本明抄《说郛》。持校刊本，则《云谷杂记》一种刊本亦标三名：一标《云谷杂记》，一以《寿山艮岳》，一条标《艮岳记》，一则以联句所始等二十五条别为《东斋记事》而云宋许观撰。杜撰书名，伪标作者，则其他更何足言？由是发愿，欲还南村之旧。
然非明抄本则不足据，明抄又不可多觏。既遇之矣，又皆非全帙，且错简脱文，不一而足。私心以为必无望矣。然遇明抄，则缺者必借钞，重者必借校。阅今六年，竟成全书。其中字句，不敢臆改，非据善本，则必以抄本校抄本，择其善者而从之。今已竣事，敢举其大者，以告世之同好者。《事始》、《续事始》，世无传本，一善也。（此二种举其大者，其余小者甚多。）《云谷杂记》虽非全本，然较武英殿本已多二十余条。《意林》世所传皆五卷本，此书所收为六卷本。二善也。《老学菴续笔记》有目无书久矣，《四库》各阁皆无，此独有之，三善也。至于各子，佳字尤多。
既还南村之旧，奚敢秘为己物？爰付剞劂，用补先辈之憾云。海宁张宗祥记。
（中国书店1986年7月版，全十二册，据涵芬楼1927年11月版影印）
卷一
经子法语
卷二
古典录略 朝野佥载 杂志 隐窟杂志 梁溪漫志
博物志 续博物志 剧谈录 东皋杂录 渑水燕谈录
北户录
卷三
谈垒 北户录 芝田录 幽明录 纪异录
稽神录 归田录 使辽录 谈宾录 谈录
闻见录 见闻录 异闻录 该闻录 东轩笔录
云斋广录 松窗杂录 幕府燕闲录 东皋杂录 北山录
江南录 江南别录 江南野录 三辅决录 潇湘录
会稽典录 吴录 灵怪录 吉凶影响录 树萱录
三朝圣政录 集古目录 韩忠献别录 四朝闻见录 宾退录
实宾录 四朝闻见录 随隐漫录 绍陶录 古杭梦游录
卷四
墨娥漫录 番禺杂记 西京杂记 庐山记 青城山记
嵩高山记 华山记 罗浮山记 西征记 北征记
成都古今记 玄中记 燕北杂记 述异记 广异记
乘异记 冥祥记 金銮密记 玉箱杂记 洞冥记
搜神记 续搜神记 旧闻记 东方朔记 法显记
洽闻记 东观奏记 老学菴笔记 仇池笔记 封氏闻见录
老学菴笔记 三梦记 笔记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西斋话记
松窗杂录 老学菴续笔记 古杭杂记 暇日记 洛阳伽蓝记
卷五
鹤林玉露 溪蛮丛笑 常侍言旨 家世旧闻 藏一话腴
传载 杂纂 雪溪友议 谈选
卷六
读子随识 石林燕语 杜阳杂编 鸡肋编 广知
卷七
诸传摘玄 轩渠录 戎幕闲谈 牧竖闲谈 豹隐记谈
梦溪笔谈 佩楚轩客谈 桂苑丛谈 苇航纪谈 钱唐遗事
鸡林类事
卷八
玉涧杂书 野客丛书 贵耳集 纬略 扪虱新话
玉壶清话 乙卯避暑录 明道杂志 松漠记闻 兼明书
虏廷事实 抱朴子 志雅堂杂抄
卷九
感应经 贾氏谈录 中朝故事 步里客谈 吹剑录
闻见录 西溪丛语 娱书堂诗话 嬾真子录 冷斋夜话
涑水纪闻 该闻录 缃素杂记 鑑戒录
卷十
事始 续事始
卷十一
玉泉子真录 金华子杂编 灯下闲谈 清尊录 意林
卷十二
悦生随抄 野雪锻排杂说 东轩笔录 教坊记 北里志
巩氏后耳目志 洞天清禄集
卷十三
画鉴
卷十四
就日录 茅亭客话 闲谈录 却扫编 倦游杂录
稽神录 游宦纪闻 芥隐笔记 楚史梼杌 幕府燕闲录
博异志
卷十五
因话录 幽怪录 续幽怪录 泊宅编 相鹤经
相贝经 土牛经 质龟论 养鱼经 师旷禽经
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广知
卷十六
三器图义 云林石谱 宣和石谱 渔阳公石谱
卷十七
希通录 野人闲话 爱日斋丛钞
卷十八
坦斋笔衡 负暄杂录 碧鸡漫志
卷十九
打马图经 遂昌山樵杂录 忘怀录 因话录 甘泽谣
铁围山丛谈 中吴纪闻
卷二十
浩然斋意抄 浩然斋视听钞 视听钞 儒林公议 行都纪事
西京杂记 南唐近事 述异记 洛中纪异录 读书愚见
幽闲鼓吹 植跋简谈 葆光录 桐阴旧话 琵琶录
卷二十一
隋唐嘉话 刘宾客嘉话录 天隐子 杨文公谈苑 云庄四六馀话
韦居听舆 三柳轩杂识 稗史 船窗夜话 渔樵闲话
昨梦录 臆乘
卷二十二
清波杂志 清波别志 山家清供 山家清事
卷二十三
宾退录 谐史 归田录
卷二十四
孔氏杂说 麈史 湘山野录 吹剑续录 墨客挥犀
续墨客挥犀 感应类从志 逸史 西征记 碧云騢录
肯綮录
卷二十五
小说 卓异记 集异记 荆楚岁时记 桐谱
北风扬沙录 白獭髓
卷二十六
宣政杂录 洛阳名园记 洛阳花木记
卷二十七
云仙散录 高斋漫录 山房随笔 三朝野史
卷二十八
遂初堂书目
卷二十九
桃源手听 东坡手泽 坦斋通编 碧湖杂记 朝野遗记
澹山杂识 昭德新编 岩下放言 玉堂逢辰录 家王故事
卷三十
蜀道征讨比事 隽永录 拾遗记 云谷杂记
卷三十一
紫微杂记 侯鲭录 艺圃折中 东斋记事 文昌杂录
谈薮
卷三十二
遁斋闲览 迷楼记 海山记 赵飞燕外传 赵飞燕别传
明皇杂录 群居解颐 拊掌录
卷三十三
二老堂诗话 岁寒堂诗话 搜神秘览 暌车志 宜春传信录
啽呓集 画史 潇湘录 三水小牍
卷三十四
春明退朝录 趋朝事类 麟台故事 豪异秘纂 耳目记
辨疑志 谈渊 岭表录异记
卷三十五
■关录 青塘录 省心铨要 能改斋漫录 续释常谈
卷三十六
酉阳杂俎 酉阳杂俎续集 繙古丛编 艇斋诗话 ■溪诗话
蟹略 云南志略
卷三十七
挥麈录 挥麈馀话 河源志 倦游录 野史
琴书类集 摭青杂说
卷三十八
绿珠传 梅妃传 杨太真外传 重编燕北录 异闻
续骫骳说 传载
卷三十九
侯鲭录 陶朱新录 真腊风土记 投辖录
卷四十
友会谈丛 南窗纪谈 三楚新录 慎子 野说
先公谈录
卷四十一
宣室志 骖鸾录 吴船录 揽辔录 曲洧旧闻
后耳目志
卷四十二
山水纯全集 春渚纪闻 春梦录 化书
卷四十三
宣靖妖化录 炙毂子杂录 陵阳先生室中语 发明义理 酬酢事变
感知录 绪训 诗词馀话 列仙传 神仙传
续仙传 集仙传
卷四十四
礼范 靖康朝野佥言 涧泉日记 次柳氏旧闻 稿简赘笔
绝倒录 炀帝开河记 括异志 酒经 读北山酒经
卷四十五
钱氏私志 默记 平陈记 幸蜀记 田间书
蜀梼杌
卷四十六
松窗杂录 瑞桂堂暇录 墨子 子华子 曾子
尹文子 孔丛子
卷四十七
公孙龙子 鬻子 邓析子 韩非子
卷四十八
聱隅子歔欷琐微论 程氏则古 北梦琐言 退斋雅闻录
退斋笔录 五总志
卷四十九
唾玉集 过庭录 诗谈 金玉诗话 南游记旧
小说旧闻录
卷五十
识遗 桂海虞衡志
卷五十一
豫章古今记 侍讲日记 洛阳缙绅旧闻记 安南行记
卷五十二
北边备对 汉孝武故事 大观茶论 困学斋杂录
卷五十三
钩玄 四朝闻见录
卷五十四
文子通玄真经 北辕录 蒙达备录
卷五十五
圣武亲征录
卷五十六
安雅堂酒令
卷五十七
鲸背吟集 演繁露 姑苏笔记 雪舟脞语 大业杂记
卷五十八
江表志 江南别录 资暇集 醉乡日月
卷五十九
史记法语
卷六十
五代新说 藏一话腴 品茶要录 宣和北苑贡茶录 北苑别录
卷六十一
清异录
卷六十二
兰亭博议 王氏兰谱
卷六十三
金漳兰谱 兰谱奥法
卷六十四
积善录 续积善录 景行录 漫堂随笔 真率记事
琐语 灌畦暇语 五国故事 韩魏公遗事 韩魏公事
范文正公遗事 九河公语录
卷六十五
羯鼓录 开颜集 善谑集 观时集 临汉隐居诗话
续齐谐记 采异记 神异记 香谱
卷六十六
酒谱 竹谱 续竹谱
卷六十七
孙公谈圃 平泉山居记 国史异纂 骠国乐颂 诗论
卷六十八
释常谈
卷六十九
善诱文 官箴 翰墨志 萤雪丛说 续鸡肋
庚溪诗话
卷七十
菊谱 石湖菊谱 史老圃菊谱 范村梅谱 牡丹荣辱志
蔬食谱 菌谱 笋谱 芍药谱 海棠谱
卷七十一
亢仓子 关尹子 文中子 扬子 鬼谷子
卷七十二
颜子 老子 龙城录 法帖谱系
卷七十三
刀剑录 荆州记 邺中记 暘谷漫录 无名公传
书诀墨薮 南楚新闻 谈宾录 记文谭 杂说
真诰
卷七十四
大中遗事 秦中岁时记 芝田录 江南录 辨惑论
大事记 褚氏遗书
卷七十五
苏氏演义 谈助 洞微志 鸡跖集 国史补
清琐后集 金銮密记 士林纪实 水衡记 橘录
东观奏记 洽闻记 初学记 甲申杂记 闻见近录
随手杂录 席上腐谈 石林家训
卷七十六
青箱杂记 独断 续书谱 六一笔记 祛疑说
卷七十七
东谷所见 荔枝谱 西域志 鸡林志 金坡遗事
景龙文馆记
卷七十八
栾城遗言 隋遗录 砚史 砚谱 端溪砚谱
法书苑
卷七十九
玉堂杂记 王公四六话 西畴常言 海岳名言
卷八十
云麓漫抄 韩诗外传 诸集拾遗 盛事美谈 比红儿诗
吕氏乡约 献丑集 樵谈
卷八十一
学斋呫哔 试笔 茶录 煎茶水记
卷八十二
道山清话
卷八十三
后山诗话 茶经
卷八十四
保生要录 钱谱 师友雅言
卷八十五
护法论
卷八十六
辽志 金国志 洞天福地记
卷八十七
南方艸木状 吴下田家志 格古论
卷八十八
竹坡诗话 贡父诗话 紫薇诗话 司马温公诗话 珊瑚钩诗话
卷八十九
画帘绪论
卷九十
师友谈记 翰林志 素书
卷九十一
世说 物类相感志 桯史 武侯心书 三辅黄图
梦华录
卷九十二
书断 渔樵问对
卷九十三
国老谈苑 晁氏客语
卷九十四
厚德录
卷九十五
志林 白虎通德论
卷九十六
燕翼詒谋录
卷九十七
金山志 辽东志略 稽古定制 劝善录 夷坚志
神僧传 效颦集
卷九十八
中华古今注 折狱龟鑑 乐善录 皇朝类苑 横浦语录
丁晋公谈录
卷九十九
鼠璞 中华古今注
卷一百
前定录 续前定录 论衡 随笔
《說郛》考述
汲古閣藏明抄六十卷本
《說郛》考述
徐三見
目前通行的《說郛》有二種本子：一是張宗祥先生根據原北平圖書館藏約隆慶、萬曆間抄本，傅氏雙鑒樓藏明抄本三種（弘農楊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吳寬叢書堂抄本)、涵芬樓藏明抄殘存九十一卷本和里安玉海樓藏明抄本十八冊校理成書，於民國十六年(1927)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即通常所謂涵芬樓一百卷本，也是現今學者據以考證、研究的主要本子。二是清順治間陶珽重編的一百二十卷本，即通常所稱的宛委山堂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上述二種及《說郛續》，還有張宗祥先生用休寧汪季青所抄明抄本二十五冊校涵芬樓本的校記十餘萬字，合以出版，稱為《說郛三種》，真可謂集《說郛》之大成了。該書出版說明中說：“至此《說郛》三種所收內容，合而觀之，已多於《中國叢書綜錄》著錄，雖尚未敢稱為全璧，以目前而論，庶幾近之。”
由於《說郛》原本已佚，世人很難知其全貌，《說郛三種》雖然是目前傳世內容最多的合本，但仍有一種很重要的本子尚未收入，這就是汲古閣所藏明抄六十卷本。為使當世學者能夠知其大概，有利於對《說郛》的考證和研究，茲略為介紹。
汲古閣藏明抄本《說郛》，初為毛晉所得，後歸皖人馬玉堂（笏齋）。同治間為黃巖王詠霓（字子裳，號六潭）購得，民國間王舟瑤（字星垣，號玫伯、默庵）又購藏于黃巖九峰圖書館，民國廿五年(1936)曾在杭州“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展出。建國初，項士元先生徵集收藏于台州專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今臨海市博物館)，現為臨海市博物館的善本書之一。
此本共六十卷二十冊，卷首有楊維禎序，序云：“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六十卷，凡數萬餘條，名之曰《說郛》。”序末署“時至正辛丑(二十一年——1361年)秋九月望前二日”。這與涵芬樓本所刊楊序“纂成一百卷”云云迥異。書中第二十卷曾經毛扆用朱筆校過，並於卷末題一短跋云：“此本《說郛》與世行本迥異，所未詳也。其二十卷載《雞肋編》，紕繆百出，幾不可讀，家藏有元人王元伯手抄本，取而校之，改正如右，然掛漏尚多，未能盡除也。歲在庚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重陽前四日，虞山毛扆識，時年七十有一。”旁鈐“虞山毛扆手校”長文形朱文印(是卷首頁亦鈐有此印)。在每冊的首頁皆鈐白文“馬玉堂印”與朱文“笏齋藏本”，又每冊的首頁和末頁則鈐朱文“黃巖九峰圖書館藏書之印”，第一冊扉頁則蓋有“曾經民國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獻展覽會陳列”朱文大印。王舟瑤也曾校過一部分，於卷首書目之後亦題有朱跋，今錄如下：
陶氏《說郛》，諸家俱稱百卷，惟都卬《三餘贅筆》稱本七十卷，後卅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四庫提要》疑印時原書殘缺，僅存七十卷。《簡明目錄》直謂原書一百卷，後佚卅卷，宏治中上海郁文博仍補為一百卷。今案：郁氏序稱：“《說郛》百卷，余初未見，成化辛丑借錄于龔氏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並者”(筆者按：此段文字系節錄)。並無“佚去卅卷，僅存七十卷”之說，且言“已編入《百川學海》者六十三卷。《學海》盛行於世，不宜存此，陡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並重者盡刪之，當並者並之，字訛者正之，缺者補之，與仍編為一百卷。”是郁氏所見本有缺字，非缺卷，刪去已見《學海》者，非取《學海》諸書足之，與都卬之說正相反也。至順治丁亥陶珽所編百廿卷本，已見《學海》者凡八十餘中，是雜取諸書增益，不第非南村原本，亦非郁氏訂本矣。是本僅六十卷，為汲古閣舊藏以百廿卷刻本較之，非僅卷數不同，即編次亦異，凡刻本有而此本無者，約八百六十餘種，此本有而刻本無者，亦約有百餘種，當是南村初稿，其後增益為百卷耳。唯俗手所抄，誤字如麻，幾不可讀，其第一、第五、第七等卷、雖間經校過，然亦草草，唯第廿卷為毛子晉所校，有跋語。其書後為皖人馬氏所藏，同治間復為吾鄉王六潭太守所得，今余為九峰購之，略記梗概如右。丁巳(民國六年——1917年)閏月王舟瑤。
末鈐“玫伯”朱文小圓印。唯跋文誤毛扆校語為“毛子晉所校。”張宗祥先生在其《鐵如意館隨筆》(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1輯。下引張先生語同此)中嘗云：“(涵芬樓本)《說郛》印成後，知台州圖書館尚有六十卷，亦明抄本，王子莊先生曾為題記，且目錄亦全，但未寓目，不敢斷定為何時寫本。”王子莊為王棻，與王舟瑤同為黃巖人，實無題跋，由於張宗祥先生未見這一抄本，故誤舟瑤為子莊。據張先生自己說：“台州《說郛》王跋，嗣得其後人抄寄。”是則以舟瑤為子莊或系抄錄者的筆誤。此跋張先生已全文錄入《鐵如意館隨筆》，但張先生所錄王跋，除上述內容外，還有一些更具體的考證，文字幾多一倍以上，估計舟瑤在抄本題跋之外，復另紙整理。抑或抄入其某一文集之中。限於篇幅，略而不錄，欲知者可查閱張先生的《鐵如意館隨筆》。
汲古閣明抄本編排的方式基本按所收各書目錄的尾字歸類，如一至十四卷為叢書，十五至十六卷為經(此所謂“經”，非經史子集之“經”，唯尾字為“經”而已)，卷十七、十八為史，十九、二十為編，而後依次為譜、抄、筆紀(記)、紀聞、談、紀事、話、說、志、記、錄。當然，此本的編排並沒有做到完全劃一，如一至十四卷的類目曰“叢書”，但尾字未必皆為“書”字，卷二十七、二十八類目為“筆紀”，但二十八卷所收三種卻是《夢溪筆談》、《山房隨筆》、《東軒筆錄》；卷三十四、三十五獨無類目，所收多為經與諸子，而屬於雜家筆記類之《金華子》、《玉泉子》、《抱朴子》等亦收入其中。除上述所舉者外，餘之歸類皆井然劃一。目前通行的一百卷本與一百二十卷本不標類目，但大致也按書目尾字分類，然遠較汲古閣明抄本紊亂。如一百卷本卷三大多為“錄”，卷四為“記”，卷七為“傳”，這在其他各卷雜出的現象亦比比有之。茲將目錄並王舟瑤校正話語列表如下(見文後附表)。
表中有些情況，須略作說明。一百卷本與一百二十卷本《說郛》的書目之下，凡作者情況不明者皆空缺外，一概只列作者的時代和姓名，而汲古閣本則並非如此，在不少作者的時代與姓名之下，還往往以小字加注字型大小、籍貫及該書的作序時間。如第一卷《野客叢書》，書目下書“宋•王勉夫。”復在“王”之右下側注一“楙”字，在“勉夫”右側注以“字”字，意即王楙字勉夫。又卷七《貴耳集》，下題“宋•張端儀”，“張端儀”下注以小字“字正夫，號荃翁，東里人。孝宗淳熙元年十二月序。”不過，也有一小部分書目之下先書作者時代、字型大小，後注姓名籍貫的。書目之下所題作者的時代、姓名，字體與書目完全一致，而加注的小字雖字體亦基本相似，但墨蹟皆稍淡而略外滲，書寫亦較草率，可見兩者並非一次寫成，以之推測，加注的小字可能非底本所有，或為抄錄者所增益。
汲古閣藏明抄本與他本除了收錄數量懸殊，編次頗異外，還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全書各條均列有條目，他本則無。以《雞肋編》為例，汲古閣藏本共收六十二條(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之點校本《雞肋編》共三百條，一百卷本與一百二十卷本《說郛》均收有六十條)，條目依次為：字迷、健兒名始、厄台、米元章、風俗、治風、吉州婦人、妖亂、諱言、九百、婦女勸客、麥高於人、衛生、劣相、化生、足瘡、大人、戲謔、麻油、刻絲、良弓、刁子、織貢、物妖、一斑、人肉、釣羽、謝表、宗室名、三覺大師、泉州橋、內宴自述、兵革之幸、狂病、俚語、海錯、地生毛、樂天詩、貼夫、上皇北狩詩、宣尼廟、奇疾、甄陶氏、訛字、賜儆 ⒛峁拧⑸缢?⒀胖o、孝婦、治水龍、術士、失子詩、史記、爇香、廣南所宜木、木稼、木偶、笛、篳栗、琵琶、諫臣、朵字。此編為毛扆以元抄本所校，則條目似本已有之。當然，這並不是說汲古閣藏本全書的條目均出自原書，但陶宗儀輯錄《說郛》時標之以醒眉目，則基本可定。此外，各本的分條亦有所不同，如汲古閣本《雞肋編》中的“治風”、“吉州婦女”，涵芬樓本合成一條；“刻絲”、“良弓”、“刁子”、“織貢”，亦合成一條。
汲古閣抄本與涵芬樓百卷本及陶珽刻一百二十卷本比較，在文字上的差異也較多。汲古閣本的文字往往“紕繆百出”，不如後二者通順，特別是與涵芬樓百卷本相比，更覺遜色。但也有不少地方是勝過二者的。如《雞肋編》“刁子”條云：“河問善造篦刁子，以水晶美玉為靶，鈒縷如絲。陳起宗為節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篦刁子”，涵芬樓本與中華書局出版之《雞肋編》皆作“篦刀子”，陶珽刻一百二十卷本作“篦箕刀子”，按篦箕稱“刀子”似不切，作“刁子”，更覺合理些。此卷是經毛扆以家藏之“元人王元伯手抄本取而校之”者，抄本此條原脫“篦”、“為靶”、“鈒縷”五字，“宜”誤作“直”，毛氏皆為校正，而“刁”則原字未改，可見毛氏所藏元人王元伯抄本亦作“刁”。當系形近而誤。
附帶說一下毛扆家藏的“元人王元伯手抄本”的問題，元人王元伯的手抄本是指《說郛》呢?還是指《雞肋編》?乍讀毛跋，很可能以為是指《說郛》，但略一推敲，便知是指《雞肋編》。一是根據陶宗儀的生活時代和編纂《說郛》的時間，結合眾多學者的研究，《說郛》在元代似無手抄本傳世。二是毛扆若藏有元抄本《說郛》，則其所藏之“紕繆百出，幾不可讀”的明抄本不可能為毛氏所重視，也不會以元抄本來校它。三是就算毛扆藏有元抄本《說郛》，又已經以之來校明抄本，則其所校不可能僅為一卷——亦即《雞肋編》一種。故此可知元人王元伯抄本為《雞肋編》無疑。
下面著重探討一下汲古閣藏明抄本及其底本的性質問題。前引近代台州學者王舟瑤先生在此本的跋語中已經指出：“是本僅六十卷，為汲古閣舊藏。以百廿卷刻本校之，非僅卷數不同，即編次亦異，”……當為南村初稿，其後增益為百卷耳。惟俗手所抄，誤字如麻，幾不可讀……”王氏的看法是：汲古閣藏明抄本的底本，應是陶宗儀的初稿本，初稿本僅六十卷，而百卷本則系南村在六十卷本的基礎上增益之定本。張宗祥先生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百卷本所收書計六百十餘種之多，而台本(即指汲古閣藏明抄本，蓋當時書藏台州故云。拙文以下亦從稱為台抄本)總計不及二百八十種。且所收各書，分卷無一同者。《遂初堂藏書別目錄》，百卷本實未見其書，則毛跋所云與世行本迥異者，其說信矣。蓋毛氏所見世行本，雖非百二十卷本，要為百卷本，無可疑也。台抄本在百卷本之後，又以所收各書，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意必明人偶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王氏跋謂南村原本之說，蓋未可信也。”張先生謂台抄本收書“總計不下三百八十種”，顯然不確。據筆者統計，台抄本共收書三百六十六種(趙與時《賓退錄》以上、下分列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卷，算一種。《雜纂》亦分為上、中、下，但上乃唐李義山纂，中為五代王若玉纂，下則宋蘇軾纂，實不同書，算三種)。張先生不同意台抄本的底本為原稿本的理由大致有三：一、除台抄本外，傳世各本——包括毛扆所謂的世行本，編次均無作六十卷者。二、台抄本所收各書，分卷、編次無一同於他本。三、台抄本前後皆“分類標大題以別之”，疑是明人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時所加。由於張先生未見台本原書，又囿于傳世各本無一同此，故而得出上述結論。據筆者考證，此本為初稿本之抄本可能性很大。
首先，陶宗儀在纂輯《說郛》時，決不可能見書即錄，漫無編次，在編排的體例上無疑要加以分類。歸類的方法，一般來說要麼從內容上考慮，要麼以時代為序，要麼以聲韻相別。然而，只要我們翻閱各種本子，便知在體例上絕無前二者的痕跡，而是採取了後者，即以同音尾字約略分類。因為無論一百卷本還是一百二十卷本，尾字同音的書目總的來說還是比較集中，雖然不少地方前後雜出，但其編纂體例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造成前後雜出的情形，顯系原本散脫或抄寫者疏漏等多種原因所致。張先生謂洪武抄“書之前後各條，錯簡至多，推測可知系自南村稿本錄出。而稿本則必系蓑衣式，脫落之後，後人隨便粘貼，故有此誤。”認為“皆是移上作下，移前補後”割裂所致。從洪武抄本的情況可以看出，混亂是後人造成的，而稿本是不會如此的。台抄本與一百卷本和一百二十卷本相比，在編排上以書目同音尾字歸類的情形更加明顯，由此可見，此本更加接近于原本，此其一。張宗祥先生嘗云：“然昔人有以此書為僅七十卷者，據楊維禎序則為百卷，而予所見明抄目錄亦百卷。則百卷之說，似無可疑。獨自七十一卷至百卷三十卷中，所收之書，與《百川學海》大半相同。昔人遂疑為南村之書。僅止七十。七十而後，後人所益。以予考之，八十四卷中有《錢譜》、九十七卷中有《勸善錄》。《勸善錄》為仁孝皇后所撰書，刊行于永樂時。《錢譜》中所收國朝寶鈔：一、‘洪武通寶’，二、‘大明通行寶鈔’，三、‘永樂通寶’，計三種，則此書成于永樂時矣。實與南村生卒年月不符。故七十卷之後，凡書三十卷，雖皆明抄，予亦不能認為南村原輯也。或者原書早佚，明人隨意取他書補綴，以成百卷之數乎?此種公案，何時再得剖明，非盡獲洪武抄本則無望矣。”從張先生的論述中可知，百卷本中的《勸善錄》、《錢譜》皆出自永樂年間，非陶宗儀所能知，而台抄六十卷本正無此二種，此其三。張先生也認為後三十卷非“南村原輯”，系“明人隨意取他書補綴”，但又圍于楊序與所見明抄各本的“百卷”之數，故而否認台本的底本非出南村初稿。以筆者管見，南村《說郛》雖多“百卷”之說，恐怕並無百卷之實。與南村為友的孫作在《南村先生傳》中已有“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云云，但這並非對百卷之數加以肯定，只是“共傳”而已，可見孫氏還是沒有讀到過百卷本《說郛》。明都卬《三餘贅筆》謂《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是知明代學者早已懷疑並覺察到《說郛》百卷本的不可靠，比張宗祥先生認為的後三十卷既非“南村原輯”，而“百卷之說，似無可疑”的說法更具合理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汲古閣藏明抄本楊維禎序云：“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六十卷。”此本楊序的末尾明確署以“時至正辛丑秋九月望前二日”，可靠性應該說較強。由於六十卷本的存在，更由於是本楊序的言之鑿鑿，結合史料，則《說郛》原本百卷之說未可遂成定論，也許世人誰也沒有見到過百卷本的原稿本，此其三。還有，據張宗祥先生的考證：“就現在所見各種明抄《說郛》而言，七十卷之後，所采者與《百川學海》相同至多。且一書兩收，一事重載，未刪未並，前後錯出，與郁氏序文所云正相符合。”這段話一方面證實郁氏所云“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非出杜撰，而台抄六十卷本“一書兩收，一事重載，未刪未並，前後錯出”的情形很少存在。沒有後人增益的現象，此其四。毛扆謂“此本與世行本迥異”，張先生認為：“蓋毛氏所見世行本，雖非百二十卷本，要為百卷本，無可疑也。”我同意張先生的解釋，因為毛氏所說的“世行本”若為六十卷本，自然不可能與之“迥異”。不過，話又說回來，毛氏雖訝其“異”，但並沒有否認陶宗儀曾編纂過六十卷本。此外，一種書或一種書的某一本子的流傳，亦有幸與不幸之分。傳之少者為不幸，絕跡無傳者益不幸，本子全流傳廣者為大幸。因此，我們不能以幸與不幸來論定其可靠性或原始性。六十卷本雖然不為世人所熟知，也不如百卷本流行之廣，但以之否認陶宗儀嘗纂成六十卷本之可能，是不妥當的。
張宗祥先生還認為：“台本抄在百卷本之後，又以所收各書，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意必明人偶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也是可以商榷的。台本的抄寫時間，與洪武抄本相比，必後無疑。是否也後於其他明抄各本，則難以斷定。然而，抄寫時間的早遲，與底本成書時間的早遲，應是另一回事。“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是指台抄本的類目，如第三十八卷為《相異志》、《異物志》、《長安志》等“志”書，則在卷前標一“志”字，餘亦皆然。這些類目，非出陶氏原纂，或屬可能，但如此分類編排，則必接近南村原稿。再就各條之目而論，《雞肋編》的六十二目中，經毛扆校改的有四目：一是“健兒名始”，抄本誤作“建立名始”；二是“三覺大師”，抄本誤“覺”為“角”；三是“治水龍”，抄本誤作“活水龍”；四是“篳栗”，抄本誤為“簞栗”。是則元人王元伯抄本《雞肋編》似亦標以條目，苟無條目，毛氏當加說明或徑行圈劃。進而可知，條目應為《說郛》原稿所有。與南村同時的宋濂在為其所撰之《書史會要》所作的序中云：“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仿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而《類說》的體例是：“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奇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此，從條目的有無中更可看出汲古閣藏六十卷本底本的原始性與可靠性，此其五。最後，我們從內容與文字上作些比較和分析。這裏仍以毛扆校過的《雞肋編》為例，台抄本“術士”條原文是：“荊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平孫賣魚。宣和順，上皇聞之，召京師，館于寶篆宮道院。一日，懷燕餅一枚，坐小殿，時日高，拜跪既畢，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未肯接。孫云：‘後來此雖得食也。’時莫悮其言，明年始有沙漠之行，始解其讖。”再錄毛校後的文字：“荊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篆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始有沙漠之行，始解其讖。”毛扆據元王元伯抄本《雞肋編》校得所誤“平”、“順”、“燕”、“畢”、“雖”、“悮”六字，脫字則“至”、“一”、“中”、“然”、“亦”及“中己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二十，衍一“言”字。所脫“中已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可能原稿即無或抄脫，其餘多為筆誤或疏忽而致。但各本之“楚州”，台抄本與王元伯抄本皆作“荊州”；各本之“始解其識”，台抄本與王元伯抄本皆作“始解其讖”。從文字的異同上來說，我認為台抄本與元人王元伯抄本較為接近，也可推知台抄六十卷汲古閣藏明抄六十卷本的底本應早於百卷本。又台抄本“上皇北狩詩”條云：“金人攻南，上皇遜位，將有城郭，一二近侍微服小舟東山，人知不莫知，至泗州步中市中買魚，酬價未諧，呼左右人保之，上皇憂歎曰：‘這每也’。歸猶賦詩，用就般魚故事。初不以為戚。”這條文字杖缑珣??啤凹効姲俪觯瑤撞豢勺x”了。涵芬樓本是張先生以多種本子校理而成，自是文通字順。但台抄本中的這一條，毛扆隻字未改，是或如此謬誤由來已久。張宗祥先生曾經指出：在各種明抄本中“以洪武抄為最舊。書之前後各條，錯簡至多，推測可知系自南村稿本錄出。”筆者沒有見過洪武抄，不知其“錯簡至多”的程度。同樣以張先生的方法來推測，則“紕繆百出，幾不可讀”之台抄本亦“系自南村稿本錄出”，而這一稿本即是僅六十卷的稿本。
還須一說的是，汲古閣藏六十卷本收書三百六十六種，與楊維禎序所謂的“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相差太遠。關於這一問題，竊以為我國古代文人往往好作形容誇大之語，即就涵芬樓百卷本而言，所收書為六百一十五種，雖明顯多於台抄六十卷本，但距“千餘家”之說仍相差太遠。上引宋濂於洪武九年(1376)所作的《書史會要》序中說：“(陶)宗儀……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仿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雖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是則南村雖“覽雜傳記一千餘家”，但在編《說郛》時“則略去之”，可知《說郛》原本經過較嚴格的選擇，本來就沒有“千餘家”。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清王應昌宛委山堂本《說郛》序亦云：“曾氏、陶氏二書采輯猶近千餘家，雖不無所節，而博雅好古之士至今傳錄。”而在事實上，曾慥《類說》“所編傳記、小說，古今凡二百六十餘種”(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是知胡應麟所謂之“近千家”、王應昌所謂之“近千餘家”以及楊維幀序之“一千餘家”皆為形容誇大之語，不足為憑。
概言之，汲古閣所藏明妙本雖“紕繆百出，幾不可讀”，而所據底本必為南村稿本，至於稿本的卷數，恐怕本來就只有六十卷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引孫貽讓語云：“黃巖王子裳孝廉詠霓購得汲古閣抄本《說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語，余辛未春在京寓曾從借閱，與俗本迥異，真秘笈也。”孫氏雖匆匆借閱，未能詳加研究，但其已深知此本《說郛》是極有價值的了。
附表
原文刊于《東南文化》1994年第6期
涵芬楼本《说郛》整体上较差，建议楼主或其他有心人将宛委山堂本《说郛》传到网上，供大家使用，也是功德一件。
《說郛》考述
汲古閣藏明抄六十卷本
《說郛》考述
徐三見
目前通行的《說郛》有二種本子：一是張宗祥先生根據原北平圖書館藏約隆慶、萬曆間抄本，傅氏雙鑒樓藏明抄本三種（弘農楊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吳寬叢書堂抄本)、涵芬樓藏明抄殘存九十一卷本和里安玉海 樓藏明抄本十八冊校理成書，於民國十六年(1927)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出版，即通常所謂涵芬樓一百卷本，也是現今學者據以考證、研究的主要本子。二是清順治間陶珽重編的一百二十卷本，即通常所稱的宛委山堂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上述二種及《說郛續》，還有張宗祥先生用休寧汪季青所抄明抄本二十五冊校涵芬樓本的校記十餘萬字，合以出版，稱為《說郛三種》，真可謂集《說郛》之大成了。該書出版說明中說：“至此《說郛》三種所收內容，合而觀之，已多於《中國叢書綜錄》著錄，雖尚未敢稱為全璧，以目前而論，庶幾近之。”
由於《說郛》原本已佚，世人很難知其全貌，《說郛三種》雖然是目前傳世內容最多的合本，但仍有一種很重要的本子尚未收入，這就是汲古閣所藏明抄六十卷本。為使當世學者能夠知其大概，有利於對《說郛》的考證和研究，茲略為介紹，並作一些粗湹奶接憽�br />
汲古閣藏明抄本《說郛》，初為毛晉所得，後歸皖人馬玉堂（笏齋）。同治 間為黃巖王詠霓（字子裳，號六潭）購得，民國間王舟瑤（字星垣，號玫伯、默庵）又購藏于黃巖九峰圖書館，民國廿五年(1936)曾在杭州“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展出。建國初，項士元先生徵集收藏于台州專區文物管理委員會(今臨海市博物館)，現為臨海市博物館的善本書之一。
此本共六十卷二十冊，卷首有楊維禎序，序云：“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六十卷，凡數萬餘條，名之曰《說郛》。”序末署“時至正辛丑(二十一年——1361年)秋九月望前二日”。這與涵芬樓本所刊楊序“纂成一百卷”云云迥異。書中第二十卷曾經毛扆用朱筆校過，並於卷末題一短跋云：“此本《說郛》與世行本迥異，所未詳也。其二十卷載《雞肋編》，紕繆百出，幾不可讀，家藏有元人王元伯手抄本，取而校之，改正如右，然掛漏尚多，未能盡除也。歲在庚寅(康熙 四十九年——1710年)重陽前四日，虞山毛扆識，時年七十有一。”旁鈐“虞山毛扆手校”長文形朱文印(是卷首頁亦鈐有此印)。在每冊的首頁皆鈐白文“馬玉堂印”與朱文“笏齋藏本”，又每冊的首頁和末頁則鈐朱文“黃巖九峰圖書館藏書之印”，第一冊扉頁則蓋有“曾經民國二十五年浙江省文獻展覽會陳列”朱文大印。王舟瑤也曾校過一部分，於卷首書目之後亦題有朱跋，今錄如下：
陶氏《說郛》，諸家俱稱百卷，惟都卬《三餘贅筆》稱本七十卷，後卅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四庫提要》疑印時原書殘缺，僅存七十卷。《簡明目錄》直謂原書一百卷，後佚卅卷，宏治中上海郁文博仍補為一百卷。今案：郁氏序稱：“《說郛》百卷，余初未見，成化辛丑借錄于龔氏家，字多訛缺，兼有重出與當並者”(筆者按：此段文字系節錄)。並無“佚去卅卷，僅存七十卷”之說，且言“已編入《百川學海》者六十三卷。《學海》盛行於世，不宜存此，陡煩人錄，於是以其編入，並重者盡刪之，當並者並之，字訛者正之，缺者補之，與仍編為一百卷。”是郁氏所見本有缺字，非缺卷，刪去已見《學海》者，非取《學海》諸書足之，與都卬之說正相反也。至順治丁亥陶珽所編百廿卷本，已見《學海》者凡八十餘中，是雜取諸書增益，不第非南村原本，亦非郁氏訂本矣。是本僅六十卷，為汲古閣舊藏以百廿卷刻本較之，非僅卷數不同，即編次亦異，凡刻本有而此本無者，約八百六十餘種，此本有而刻本無者，亦約有百餘種，當是南村初稿，其後增益為百卷耳。唯俗手所抄，誤字如麻，幾不可讀，其第一、第五、第七等卷、雖間經校過，然亦草草，唯第廿卷為毛子晉所校，有跋語。其書後為皖人馬氏所藏，同治間復為吾鄉王六潭太守所得，今余為九峰購之，略記梗概如右。丁巳(民國六年——1917年)閏月王舟瑤。
末鈐“玫伯”朱文小圓印。唯跋文誤毛扆校語為“毛子晉所校。”張宗祥先生在其《鐵如意 館隨筆》(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1輯。下引張先生語同此)中嘗云：“(涵芬樓本)《說郛》印成後，知台州圖書館尚有六十卷，亦明抄本，王子莊先生曾為題記，且目錄亦全，但未寓目，不敢斷定為何時寫本。”王子莊為王棻，與王舟瑤同為黃巖人，實無題跋，由於張宗祥先生未見這一抄本，故誤舟瑤為子莊。據張先生自己說：“台州《說郛》王跋，嗣得其後人抄寄。”是則以舟瑤為子莊或系抄錄者的筆誤。此跋張先生已全文錄入《鐵如意館隨筆》，但張先生所錄王跋，除上述內容外，還有一些更具體的考證，文字幾多一倍以上，估計舟瑤在抄本題跋之外，復另紙整理。抑或抄入其某一文集之中。限於篇幅，略而不錄，欲知者可查閱張先生的《鐵如意館隨筆》。
汲古閣明抄本編排的方式 基本按所收各書目錄的尾字歸類，如一至十四卷為叢書，十五至十六卷為經(此所謂“經”，非經史子集之“經”，唯尾字為“經”而已)，卷十七、十八為史，十九、二十為編，而後依次為譜、抄、筆紀(記)、紀聞、談、紀事、話、說、志、記、錄。當然，此本的編排並沒有做到完全劃一，如一至十四卷的類目曰“叢書”，但尾字未必皆為“書”字，卷二十七、二十八類目為“筆紀”，但二十八卷所收三種卻是《夢溪筆談》、《山房隨筆》、《東軒筆錄》；卷三十四、三十五獨無類目，所收多為經與諸子，而屬於雜家筆記類之《金華子》、《玉泉子》、《抱朴子》等亦收入其中。除上述所舉者外，餘之歸類皆井然劃一。目前通行的一百卷本與一百二十卷本不標類目，但大致也按書目尾字分類，然遠較汲古閣明抄本紊亂。如一百卷本卷三大多為“錄”，卷四為“記”，卷七為“傳”，這在其他各卷雜出的現象亦比比有之。茲將目錄並王舟瑤校正話語列表如下(見文後附表)。
表中有些情況，須略作說明。一百卷本與 一百二十卷本《說郛》的書目之下，凡作者情況不明者皆空缺外，一概只列作者的時代和姓名，而汲古閣本則並非如此，在不少作者的時代與姓名之下，還往往以小字加注字型大小、籍貫及該書的作序時間。如第一卷《野客叢書》，書目下書“宋•王勉 夫。”復在“王”之右下側注一“楙”字，在“勉夫”右側注以“字”字，意即王楙字勉夫。又卷七《貴耳集》，下題“宋•張端儀”，“張端儀”下注以小字“字正夫，號荃翁，東里人。孝宗淳熙元年十二月序。”不過，也有一小部分書目之下先書作者時代、字型大小，後注姓名籍貫的。書目之下所題作者的時代、姓名，字體與書目完全一致，而加注的小字雖字體亦基本相似，但墨蹟皆稍淡而略外滲，書寫亦較草率，可見兩者並非一次寫成，以之推測，加注的小字可能非底本所有，或為抄錄者所增益。
汲古閣藏明抄本與他本除了收錄數量懸殊，編次頗異外，還有一個明顯的不同是：全書各條均列有條目，他本則無。以《雞肋編》為例，汲古閣藏本共收六十二條(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之點校本《雞肋編》共三百條，一百卷本與一百二十卷本《說郛》均收有六十條)，條目依次為：字迷、健兒名始、厄台、米元章、風俗、治風、吉州婦人、妖亂、諱言、九百、婦女勸客、麥高於人、衛生、劣相、化生、足瘡、大人、戲謔、麻油、刻絲、良弓、刁子、織貢、物妖、一斑、人肉、釣羽、謝表、宗室名、三覺大師、泉州橋、內宴自述、兵革之幸、狂病、俚語、海錯、地生毛、樂天詩、貼夫、上皇北狩詩、宣尼廟、奇疾、甄陶氏、訛字、賜儆 ⒛峁拧⑸缢⒀胖o、孝婦、治水龍、術士、失子詩、史記、爇香、廣南所宜木、木稼、木偶、笛、篳栗、琵琶 、諫臣、朵字。此編為毛扆以元抄本所校，則條目似本已有之。當然，這並不是說汲古閣藏本全書的條目均出自原書，但陶宗儀輯錄《說郛》時標之以醒眉目，則基本可定。此外，各本的分條亦有所不同，如汲古閣本《雞肋編》中的“治風”、“吉州婦女”，涵芬樓本合成一條；“刻絲”、“良弓”、“刁子”、“織貢”，亦合成一條。
汲古閣抄本與涵芬樓百卷本及陶珽刻一百二十卷本比較，在文字上的差異也較多。汲古閣本的文字往往“紕繆百出”，不如後二者通順，特別是與涵芬樓百卷本相比，更覺遜色。但也有不少地方是勝過二者的。如《雞肋編》“刁子”條云：“河問善造篦刁子，以水晶美玉為靶，鈒縷如絲。陳起宗為節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篦刁子”，涵芬樓本與中華書局出版之《雞肋編》皆作“篦刀子”，陶珽刻一百二十卷本作“篦箕刀子”，按篦箕稱“刀子”似不切，作“刁子”，更覺合理些。此卷是經毛扆以家藏之“元人王元伯手抄本取而校之”者，抄本此條原脫“篦”、“為靶”、“鈒縷”五字，“宜”誤作“直”，毛氏皆為校正，而“刁”則原字未改，可見毛氏所藏元人王元伯抄本亦作“刁”。當系形近而誤。
附帶說一下毛扆家藏的“元人王元伯手抄本”的問題，元人王元伯的手抄本是指《說郛》呢?還是指《雞肋編》?乍讀毛跋，很可能以為是指《說郛》，但略一推敲，便知是指《雞肋編》。一是根據陶宗儀的生活時代和編纂《說郛》的時間，結合眾多學者的研究，《說郛》在元代似無手抄本傳世。二是毛扆若藏有元抄本《說郛》，則其所藏之“紕繆百出，幾不可讀”的明抄本不可能為毛氏所重視，也不會以元抄本來校它。三是就算毛扆藏有元抄本《說郛》，又已經以之來校明抄本，則其所校不可能僅為一卷——亦即《雞肋編》一種。故此可知元人王元伯抄本為《雞肋編》無疑。
下面著重探討一下汲古閣藏明抄本及其底本的性質問題。前引近代台州學者王舟瑤先生在此本的跋語中已經指出：“是本僅六十卷，為汲古閣舊藏。以百廿卷刻本校之，非僅卷數不同，即編次亦異，”……當為南村初稿，其後增益為百卷耳。惟俗手所抄，誤字如麻，幾不可讀……”王氏的看法是：汲古閣藏明抄本的底本，應是陶宗儀的初稿本，初稿本僅六十卷，而百卷本則系南村在六十卷本的基礎上增益之定本。張宗祥先生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百卷本所收書計六百十餘種之多，而台本(即指汲古閣藏明抄本，蓋當時書藏台州故云。拙文以下亦從稱為台抄本)總計不及二百八十種。且所收各書，分卷無一同者。《遂初堂藏書別目錄》，百卷本實未見其書，則毛跋所云與世行本迥異者，其說信矣。蓋毛氏所見世行本，雖非百二十卷本，要為百卷本，無可疑也。台抄本在百卷本之後，又以所收各書，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意必明人偶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王氏跋謂南村原本之說，蓋未可信也。”張先生謂台抄本收書“總計不下三百八十種”，顯然不確。據筆者統計，台抄本共收書三百六十六種(趙與時《賓退錄》以上、下分列第五十二、第五十三卷，算一種。《雜纂》亦分為上、中、下，但上乃唐李義山纂，中為五代王若玉纂，下則宋蘇軾纂，實不同書，算三種)。張先生不同意台抄本的底本為原稿 本的理由大致有三：一、除台抄本外，傳世各本——包括毛扆所謂的世行本，編次均無作六十卷者。二、台抄本所收各書，分卷、編次無一同於他本。三、台抄本前後皆“分類標大題以別之”，疑是明人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時所加。由於張先生未見台本原書，又囿于傳世各本無一同此，故而得出上述結論。據筆者考證，此本為初稿本之抄本可能性很大。
首先，陶宗儀在纂輯《說郛》時，決不可能見書即錄，漫無編次，在編排的體例上無疑要加以分類。歸類的方法，一般來說要麼從內容上考慮，要麼以時代為序，要麼以聲韻相別。然而，只要我們翻閱各種本子，便知在體例上絕無前二者的痕跡，而是採取了後者，即以同音尾字約略分類。因為無論一百卷本還是一百二十卷本，尾字同音的書目總的來說還是比較集中，雖然不少地方前後雜出，但其編纂體例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造成前後雜出的情形，顯系原本散脫或抄寫者疏漏等多種原因所致。張先生謂洪武抄“書之前後各條，錯簡至多，推測可知系自南村稿本錄出。而稿本則必系蓑衣式，脫落之後，後人隨便粘貼，故有此誤。”認為“皆是移上作下，移前補後”割裂所致。從洪武抄本的情況可以看出，混亂是後人造成的，而稿本是不會如此的。台抄本與一百卷本和一百二十卷本相比，在編排上以書目同音尾字歸類的情形更加明顯，由此可見，此本更加接近于原本，此其一。張宗祥先生嘗云：“然昔人有以此書為僅七十卷者，據楊維禎序則為百卷，而予所見明抄目錄亦百卷。則百卷之說，似無可疑。獨自七十一卷至百卷三十卷中，所收之書，與《百川學海》大半相同。昔人遂疑為南村之書。僅止七十。七十而後，後人所益。以予考之，八十四卷中有《錢譜》、九十七卷中有《勸善錄》。《勸善錄》為仁孝皇后所撰書，刊行于永樂時。《錢譜》中所收國朝寶鈔：一、‘洪武通寶’，二、‘大明通行寶鈔’，三、‘永樂通寶’，計三種，則此書成于永樂時矣。實與南村生卒年月不符。故七十卷之後，凡書三十卷，雖皆明抄，予亦不能認為南村原輯也。或者原書早佚，明人隨意取他書補綴，以成百卷之數乎?此種公案，何時再得剖明，非盡獲洪武抄本則無望矣。”從張先生的論述中可知，百卷本中的《勸善錄》、《錢譜》皆出自永樂年間，非陶宗儀所能知，而台抄六十卷本正無此二種，此其三。張先生也認為後三十卷非“南村原輯”，系“明人隨意取他書補綴”，但又圍于楊序與所見明抄各本的“百卷”之數，故而否認台本的底本非出南村初稿。以筆者管見，南村《說郛》雖多“百卷”之說，恐怕並無百卷之實。與南村為友的孫作在《南村先生傳》中已有“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云云，但這並非對百卷之數加以肯定，只是“共傳”而已，可見孫氏還是沒有讀到過百卷本《說郛》。明都卬《三餘贅筆》謂《說郛》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是知明代學者早已懷疑並覺察到《說郛》百卷本的不可靠，比張宗祥先生認為的後三十卷既非“南村原輯”，而“百卷之說，似無可疑”的說法更具合理性。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汲古閣藏明抄本楊維禎序云：“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纂成六十卷。”此本楊序的末尾明確署以“時至正辛丑秋九月望前二日”，可靠性應該說較強。由於六十卷本的存在，更由於是本楊序的言之鑿鑿，結合史料，則《說郛》原本百卷之說未可遂成定論，也許世人誰也沒有見到過百卷本的原稿本 ，此其三。還有，據張宗祥先生的考證：“就現在所見各種明抄《說郛》而言，七十卷之後，所采者與《百川學海》相同至多。且一書兩收，一事重載，未刪未並，前後錯出，與郁氏序文所云正相符合。”這段話一方面證實郁氏所云“本七十卷，後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學海》諸書足之”非出杜撰，而台抄六十卷本“一書兩收，一事重載，未刪未並，前後錯出”的情形很少存在。沒有後人增益的現象，此其四。毛扆謂“此本與世行本迥異”，張先生認為：“蓋毛氏所見世行本，雖非百二十卷本，要為百卷本，無可疑也。”我同意張先生的解釋，因為毛氏所說的“世行本”若為六十卷本，自然不可能與之“迥異”。不過，話又說回來，毛氏雖訝其“異”，但並沒有否認陶宗儀曾編纂過六十卷本。此外，一種書或一種書的某一本子的流傳，亦有幸與不幸之分。傳之少者為不幸，絕跡無傳者益不幸，本子全流傳廣者為大幸。因此，我們不能以幸與不幸來論定其可靠性或原始性。六十卷本雖然不為世人所熟知，也不如百卷本流行之廣，但以之否認陶宗儀嘗纂成六十卷本之可能，是不妥當的。
張宗祥先生還認為：“台本抄在百卷本之後，又以所收各書，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意必明人偶得不全之本，重為編排。”也是可以商榷的。台本的抄寫時間，與洪武抄本相比，必後無疑。是否也後於其他明抄各本，則難以斷定。然而，抄寫時間的早遲，與底本成書時間的早遲，應是另一回事。“分類標大題以別之”，是指台抄本的類目，如第三十八卷為《相異志》、《異物志》、《長安志》等“志”書，則在卷前標一“志”字，餘亦皆然。這些類目，非出陶氏原纂，或屬可能，但如此分類編排，則必接近南村原稿。再就各條之目而論，《雞肋編》的六十二目中，經毛扆校改的有四目：一是“健兒名始”，抄本誤作“建立名始”；二是“三覺大師”，抄本誤“覺”為“角”；三是“治水龍”，抄本誤作“活水龍”；四是“篳栗”，抄本誤為“簞栗”。是則元人王元伯抄本《雞肋編》似亦標以條目，苟無條目，毛氏當加說明或徑行圈劃。進而可知，條目應為《說郛》原稿所有。與南村同時的宋濂在為其所撰之《書史會要》所作的序中云：“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仿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而《類說》的體例是：“每一書各刪削原文，而取其奇麗之語，仍存原目於條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因此，從條目的有無中更可看出汲古閣藏六十卷本底本的原始性與可靠性，此其五。最後，我們從內容與文字上作些比較和分析。這裏仍以毛扆校過的《雞肋編》為例，台抄本“術士”條原文是：“荊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平孫賣魚。宣和順，上皇聞之，召京師，館于寶篆宮道院。一日，懷燕餅一枚，坐小殿，時日高，拜跪既畢，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未肯接。孫云：‘後來此雖得食也。’時莫悮其言，明年始有沙漠之行，始解其讖。”再錄毛校後的文字：“荊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篆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中，已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始有沙漠之行，始解其讖。”毛扆據元王元伯抄本《雞肋編》校得所誤“平”、“順”、“燕”、“畢”、“雖”、“悮”六字，脫字則“至”、“一”、“中”、“然”、“亦”及“中己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二十，衍一“言”字。所脫“中已而上皇遍詣諸殿燒香末至小殿”可能原稿即無或抄脫，其餘多為筆誤或疏忽而致。但各本之“楚州”，台抄本與王元伯抄本皆作“荊州”；各本之“始解其識”，台抄本與王元伯抄本皆作“始解其讖”。從文字的異同上來說，我認為台抄本與元人王元伯抄本較為接近，也可推知台抄六十卷汲古閣藏明抄六十卷本的底本應早於百卷本。又台抄本“上皇北狩詩”條云：“金人攻南，上皇遜位，將有城郭，一二近侍微服小舟東山，人知不莫知，至泗州步中市中買魚，酬價未諧，呼左右人保之，上皇憂歎曰：‘這每也’。歸猶賦詩，用就般魚故事。初不以為戚。”這條文字杖缑珣啤凹効姲俪觯瑤撞豢勺x”了。涵芬樓本是張先生以多種本子校理而成，自是文通字順。但台抄本中的這一條，毛扆隻字未改，是或如此謬誤由來已久。張宗祥先生曾經指出：在各種明抄本中“以洪武抄為最舊。書之前後各條，錯簡至多，推測可知系自南村稿本錄出。”筆者沒有見過洪武抄，不知其“錯簡至多”的程度。同樣以張先生的方法來推測，則“紕繆百出，幾不可讀”之台抄本亦“系自南村稿本錄出”，而這一稿本即是僅六十卷的稿本。
還須一說的是，汲古閣藏六十卷本收書三百六十六種，與楊維禎序所謂的“取經史傳記，下迄百氏雜說之書千餘家”相差太遠。關於這一問題，竊以為我國古代文人往往好作形容誇大之語，即就涵芬樓百卷本而言，所收書為六百一十五種，雖明顯多於台抄六十卷本，但距“千餘家”之說仍相差太遠。上引宋濂於洪武九年(1376)所作的《書史會要》序中說：“(陶)宗儀……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仿曾慥《類說》作《說郛》若干卷，雖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是則南村雖“覽雜傳記一千餘家”，但在編《說郛》時“則略去之”，可知《說郛》原本經過較嚴格的選擇，本來就沒有“千餘家”。又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清王應昌宛委山堂本《說郛》序亦云：“曾氏、陶氏二書采輯猶近千餘家，雖不無所節，而博雅好古之士至今傳錄。”而在事實上，曾慥《類說》“所編傳記、小說，古今凡二百六十餘種”(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是知胡應麟所謂之“近千家”、王應昌所謂之“近千餘家”以及楊維幀序之“一千餘家”皆為形容誇大之語，不足為憑。
概言之，汲古閣所藏明妙本雖“紕繆百出，幾不可讀”，而所據底本必為南村稿本，至於稿本的卷數，恐怕本來就只有六十卷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引孫貽讓語云：“黃巖王子裳孝廉詠霓購得汲古閣抄本《說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語，余辛未春在京寓曾從借閱，與俗本迥異，真秘笈也。”孫氏雖匆匆借閱，未能詳加研究，但其已深知此本《說郛》是極有價值的了。
附表
原文刊于《東南文化 》1994年第6期
南京博物院主辦
（轉自“故鄉社區·古典小説”）
陳大康〈《說郛》與陶宗儀、郁文博〉[轉貼]
《說郛》與陶宗儀、郁文博
陳大康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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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郛》是中國文言小說史上一部重要的叢書，它收輯漢魏至元約千種筆記，內容涉及經史諸子、地理博物、詩話文論、志怪傳奇及稗官雜記，它引書不作刪節，不像許多叢書只是節錄大要，因此相當一部分古書儘管已失傳，但在《說郛》中卻仍可見其斷簡殘編。
歷來都稱《說郛》編者陶宗儀是浙江台州黃巖人，其實稱他為上海松江人更符合實際。陶宗儀先祖是福建人，後遷至浙江溫州，再遷至黃巖。陶宗儀小時隨當官的父親在福建、江西等地，直到青年時才“出遊浙東、西”。不久，他為避戰移居於松江，因長期住在泗涇，還以“泗濱老人”為號。陶宗儀卒年不詳，《南村詩集》中有建文三年（1401）的作品 ，這意味著他在松江住了四十餘年，用今天的話來說，應該算是老上海了。《松江府志》與《華亭縣誌》收陶宗儀小傳的理由十足，而《黃岩縣誌》中所錄，基本上都是陶宗儀在松江的事蹟，連文字也幾乎全同於《松江府志》。
陶宗儀二十歲時曾參加科舉考試，但“一不中即棄去”；元末浙帥泰不華、南台御史丑閭以及後來張士斩荚埶敼伲急痪芙^；入明後，洪武四年（1371）與六年，松江府兩次舉薦他，陶宗儀均“引疾不赴”。《明史》與《松江府志》稱其志向是做“太平之民”，而《五茸志逸》透露了另一層原因：其弟陶宗傳在當縣令；另一弟陶宗儒在京城當官，陶宗儀“以為一家不可以俱仕，以妨賢路，故力辭之”。最後，陶宗儀終於順從大家的請求，出任縣學教授。學生們很愛戴自己的老師，還湊錢給他買地造房。陶宗儀最滿意的恐怕就是屋旁的小園，他種了些蔬菜滿足日常需要，其餘空地全都種了菊花。遇上好天氣，他就在園中“引觴獨酌，歌所自為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白天教書、耕種，晚上閉門著書，著名的《說郛》一百卷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編撰而成。
《說郛》雖然編成，但明初對意識形態的嚴厲控制卻使它無法在世上流傳。洪武間朝廷曾出榜文宣示，各種作品“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永樂年間又重申此規定，明成祖還下旨稱：“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正統年間，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又奏請全國禁毀小說：“凡遇此等書籍，即令焚毀，有印賣及藏習或，問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為邪妄所惑。”在半個多世紀裏，小說竟無一部新作問世，人們一般也不知唐宋傳奇為何物了。
自成化末年起，官禁漸弛，小說創作開始復蘇，有些前人作品被發掘整理出版，正好供作家們借鑒之需。此時，百年來只有抄本存世的《說郛》正處於散佚狀態，急待整理搶救，承擔起這一工作的是上海縣人郁文博。郁文博是景泰五年（1454）進士，當過御史，最後官職是湖廣副使。據說他曾“撫蠻寇活三十萬眾”，但具體情況史書卻語焉不詳。《上海縣誌》贊郁文博“居官清介，一錢尺帛不妄取。妻子衣敝，飯脫粟，晏如也”。一位老家人曾勸他：“您當了這麼多年的官，可家境如此貧困，怎麼還不為子孫考慮呢？”郁文博聞言勃然大怒：“你要我晚年破壞操守，使我的後人成不了清官的子孫嗎？”從此，他“清操益厲”，然而官場卻容不得這樣的人。成化十七年（1481），郁文博被罷官回到上海後，先抄錄了一部《說郛》，然後根據各種書籍校勘，正訛補缺，仍恢復了一百卷的規模。當完成這項工作時，已是七十九歲的老人了，他還賦詩一首紀其事：“白頭林下一耆儒，終歲樓間校《說郛》。目力心思俱竭盡，不知有益後人無。”
正是以郁文博整理本為基礎，《說郛》開始在世上流傳，直到今天，《說郛》仍是一部重要的典籍，但它由上海人編撰，又由上海人整理，並從上海流向全國，卻是知者不多。故而筆者撰寫此文，以志其事。
（轉自“青籐書屋”）
幾種《説郛》研究的論著：
昌彼得《説郛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伯希和〈説郛考〉，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六卷第六號
程毅中〈《說郛考》評介〉，《書品》1992年第2期（評昌彼得書）
程毅中〈《五朝小説》與《説郛》〉，《文史》四十七輯，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陳先行〈説郛再考證〉，《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請大家補充。
饒宗頤〈《說郛》新考——明嘉靖吳江沈瀚鈔本《說郛》記略〉，原載《選堂集林·史林下》，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2；又見《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巴兄真是勤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