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信仰概貌
(一)宗法性传统宗教的余波与散化 清朝的覆灭和民国的建立,所有的宗教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震动,而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宗法性传统宗教。因为它与帝制君权和宗法族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说这种国家民族宗教基本上瓦解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宗教祀典特别是君王祭天祀典被废止;另一方面“君权天授”的基本信仰发生根本动摇,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中国人不再相信这一宗教神话。但是它的余波流行还在发生作用,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袁世凯在篡权和企图复辟帝制的活动中提倡祭天祀孔,为他重新当皇帝做舆论准备,所以极力挽救传统的祀典礼仪,三番五次下令恢复国家祭祀,只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改皇帝、大臣主持为大总统与行政长官主持而已。1914 年 2 月,袁氏发布《祀天定为通祭令》 ,规定:“礼莫大于祭,祭莫大于祀天,应定为通祭,自大总统至国民皆可行之。大总统代表国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应用冬至,祭礼应用跪拜,祭品应用牲牢。”同日又发布《祭孔定为大祀令》 ,规定:“祀孔沿袭历代之旧典,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仍从大祀,其礼节、服制、祭品当与祭天一律。京师文庙应由大总统主祭。各地方文庙应由该长官主祭。”袁世凯之所以如此热心祭天祀孔,并不表示他真有什么尊天敬祖的信仰,他看重的是神权,他要当国家级祭祀的主祭者,以此来抬高他的掌权地位,成为事实上的君王。当然他慑于民主共和的潮流,不便明说,遮遮掩掩,把“国民”挂在嘴上。同年秋,发布《举行祀孔典礼令》 ,表示“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亲自统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同年冬至日前又发布《告令冬至祀天典礼》 ,对于一些反对言论进行批驳,其中说:“改革以来,群言聚讼,辄谓尊天为帝制所从出,郊祀非民国所宜存。告朔饩羊,并去其礼。是泥天下为公之旨,而忘上帝临汝之诚;因疑配祖为王者之私亲,转昧报本为人群之通义。遂使牲牢弗具,坛壝为虚,甚非所以著鸿仪崇盛典也。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观之有赫,示临保之无私,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从这一则布告中可知,当时人们已感觉到袁氏行祭天典是为了复辟帝制,这正是要害处;而袁氏则以敬天保民解释之,暂昧其本心,以欺世人。袁氏果于冬至日亲率百官至天坛举行祀天大典。随着袁氏称帝野心的暴露和复辟帝制的失败,传统的国家郊社宗庙祀典终于彻底废除,国家宗教从此中绝。 第二,康有为提倡孔教救国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企图把儒学提升为宗教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年即著书立说,上奏皇帝,请尊孔子为教主,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天,人人祀谒孔子,祷祀上帝,以匡正人心。康有为封孔子为改制教主,借尊孔以推动变法维新,有其进步性。辛亥革命以后,他看到传统的国家宗教祭祀废毁,中国人的信仰失去重心,更加提倡建立孔教,用以辅佐政治,借以凝聚人心。这时的孔教运动拒斥民主共和,配合帝制的复辟,其作用是倒退的。他有一个根本观点,就是人非教不立,国无教不治。他说:“人非天不生,非教不立,故敬上帝拜教主,文明国之公理”(《致北京电》 ),他在《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发凡》 中又说:“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明则有政治,幽则为鬼神”,“今世无论何国,苟骤废神道去迷信,则奸人益横肆而无所忌惮,复何所不至哉。”他在《中华救国论》 中分析辛亥革命后的情况说:“举国旧俗,不问美恶,皆破弃而无所有,民无所从,教无所依,上无所畏于天神,中无所尊夫教主,下无所敬夫长上,纪纲扫地,礼教土苴”,他认为“幽无鬼神,明无礼教,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是不可以立国的。因此他主张尊孔教,按耶稣教“专一于上帝与教主” 的模式,祀上帝,敬孔子,“以神明圣王之孔子配上帝”,恢复天坛祭天,各地立庙祀天,皆以孔子配祀。国可以无君,天不可以不祭,孔不可以不尊。 (见《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 )康有为认为孔教兼人道与神道,兼容耶、佛、回诸教而又优越于诸教,它“博大普遍,兼该人神,包罗治教”,但又“不假神道而为教主”,“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普天之下不能出孔子之道之外,“自鬼神山川,昆虫草木,皆在孔教之中”(《中国学会报题词》 )。陈焕章于民国初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康有为成为该会会长。陈焕章按基督教的模式构造孔教体系,以“天”为上帝,将“儒”字定为孔教名号,把孔子所衣定为孔教衣冠,把《礼记》 定为孔教礼仪,建立孔教魂学,创立因果报应说,将三千弟子视为教徒,纬书承继为统序,文庙作教堂,孔林为圣地。他的做法受到美、日、德、俄等国在华人士的鼓励。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康有为提倡孔教为国教的学说受到猛烈批判,不再是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康有为的崇天尊孔活动,是中国传统信仰的余绪,他的创造在于要把本来平行存在的国家正宗宗教和正宗哲学合二为一,目的是配合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行动。换一个角度看,康有为觉察到中国传统信仰的崩溃使社会丧失精神支柱,必须加以重建,否则社会将不能稳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还有存在的社会条件,这些见解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他企图复旧却不合时宜,不能不成徒劳之举。 第三,曲阜祭孔活动仍在继续。孔府祭孔分公祭(国祭、官祭)和家祭两种。民国成立,断了皇室的恩赏和年俸,加以社会动荡,地租收不上来,孔府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可以说是一落千丈;但仍有祀田存在,家祭仍照常举行。据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 ,每年祭孔五十余次,其中主要的是四大丁(每年春、夏、秋、冬的丁日),四仲丁(大丁后的第十天),八小祭(清明、端阳、中秋、除夕、六月初一、十月初一、生日、忌日)。大祭由衍圣公主祭,参予祭祀的有关官员、司仪、乐舞生等数百人,加上四氏(孔、孟、颜、曾)师范学堂师生、族人及来宾,在千余人以上。祭祀仪式沿袭传统的《大成殿释典礼》 ,不作改变。1935 年,蒋介石下令将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并享受特任官待遇,继续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公祭亦不时举行,蒋介石曾派中宣部长褚民谊来孔府祭孔,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时也多次来祭孔。1934 年 8 月 27 日圣诞节祭孔是蒋介石时期最隆重的一次,中央政府派大员叶楚伧做代表,同来的还有考试院代表林祥民,民政厅长李寿春,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等官员几十人,外地来宾一千多人。公祭(国祭)在仪式上有所改变,不设祭品,由中央代表献花圈,不穿古代祭服,一律长袍马褂,主祭、陪祭、余祭就位后,上香、献花、献爵、读祭文,向孔子行三鞠躬礼,于是礼成。孔府家祭是以孔子为始祖的家庙祭祀,具有祖先崇拜的性质,但是由于孔子人格伟大,文化贡献至巨,他的形象遮盖了其他孔府祖先,祭孔具有了弘扬孔子文化生命的意义。至于公祭,民国人士主要把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通过祭孔,肯定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主体性,表示对儒学的尊崇,其文化的意义大于宗教的意义。 第四,民间敬祖祭祖风气依然很盛。中国社会进入民国,帝制虽然垮台,家族仍极有势力,家庭形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加以慎终追远的观念在民众中根深蒂固,民间的祭祖活动未稍减少,只是更少政治性,化整为零,更分散地进行。轨制不象过去那么严格,而丧葬礼仪则新旧并用,呈过渡状态。民国年间,宗族或家庭祭祖一年数次不等,较大的有春节祭祖和清明祭祖。除夕与初一是新旧岁之交,一般人家在堂屋悬挂祖先容像,或神龛、供桌放置祖先牌位,摆设丰盛的供品,由家长率全家男性上香酹酒跪拜,以表示不忘先祖的功德,祈祷祖先神灵保佑全家平安幸福。初一晨宗族男性成员要在族长带领下去宗族祠堂祭拜同宗远祖,规模更大一些。清明前几日祭祠堂,称“吃祠堂酒”,清明日家家郊出为先人扫墓,添土压钱,焚香上供奠酒,以示尊祖敬宗之意。据金受申《老北京的生活》 一书载,北京家庭除夕祭祖,有的悬起纸绘祠堂,密排灵位,有的只望空虚设香供。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北京人士尤为隆重,多是八碗大菜,中设火锅,按灵位设杯著,在除夕、元旦、元夜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满族旗人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饽饽,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头,献供新茶。祭祖形式虽各不同,大都除夕悬影,上元夜撤供,至近亲朋拜年须叩谒祖先堂。丧葬仪式略有革新,稍有条件的家庭,一般在医院寿终的多,死者亲属向亲朋好友发出讣告,通知何时在何殡仪馆设奠家祭。将尸体从停尸间抬出放入棺木。入殓与出殡不多间隔。出殡日,丧主捧亡人神主牌,身穿孝服,走在棺木前面,送殡亲友走在棺木之后,然后是和尚、道士和哀乐队。棺木下葬时,男性家属跪在右边,女性家属跪在左边,向棺木哭号祭拜,表示告别。第三天孝子及其他亲属要到新坟参拜,叫做圆坟。多请和尚诵经超度,请道士做法事。每七天念经一次,至四十七天止,称七诵经。孝服在沿袭旧俗的基础上有所简化,孝子穿白布面鞋一周年,也有城市人士开始佩带黑纱。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开追悼会,举行公祭。穷苦人家薄木棺材或炕席卷尸草草埋葬,但丧主号泣戴孝,悲哀之情并不减少。 (二)民间秘密宗教的流行与公开化 民间秘密宗教在清代受到高压,它的活动常常同社会下层反抗运动联系在一起,其中一部分转化为秘密会社,进而催生出近代革命政党。辛亥革命以后,对民间宗教进行摧残镇压的君主专制政体不再存在,加以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民间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上层压力减缓了。各种社会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不再镇压民间宗教,转而设法加以利用和控制,这更加改善了民间宗教发展的政治环境。社会的动荡,民生的凋敝,加深了民众的痛苦,民众依靠民间宗教自信自救的需要更加强烈,从而扩大了民间宗教的社会基础,因此,民间宗教进入民国以后有所膨胀和发展;秘密性有所减弱,公开性有所增强;旧教派的分化和新教派的出现加快了速度;在社会斗争激烈复杂的形势下,政治倾向上出现明显的分化,有的投靠社会反动势力,有的保持民间群众团体属性,有的成为社会进步力量。现将这一时期先后存在的主要教门介绍如下。 1.黄天道 或称黄天教。创于明代,清乾隆时受到沉重打击,至光绪中复又兴起,民国时期继续流传。它以华北万全县膳房堡为基地,尊普明佛。据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至 1947 年,万全县西南部仍然流行黄天道。万全县城一座玄坛庙中供有普明佛之神位。西部旧羊屯村有普佛殿,内供有“普明爷爷”、 “普明奶奶”神像,当地信徒认为二神时常显灵,解救人们的疾苦灾难。柳沟窑村一座佛殿的陪殿成为普明佛的“行宫”,殿内两壁绘有普明生前的行 实画传共 20 幅。德胜堡村、阳门堡村、贾贤村、暖店堡村、深井堡、小屯堡、张杰庄、赵家樑皆有普明佛殿和画传。膳房堡仍保存有光绪年间兴建的普佛寺,其规模在数百座庙中属于第一,一共六进,杂有佛教菩萨与道教神仙塑像,一殿供普明一家五口,一殿供本寺创建人志明和尚肉身像。张贵屯的普明殿,所供普明佛是大肚弥勒的形象,信徒认为普明是弥勒的化身。根据普明殿画传里提到的地方,黄天道还流传在西河、马房、怀安、蔚州、宣阳、枳儿岭、广昌等地。当时黄天道徒习用的宝卷,许多都是民国年间的刊行本,如《慈航宝训》 、《挽劫俚言》 、《四圣救世真言》 、《三会收圆宝筏》 、 《新颁中外普渡皇经》 等。 2.在理教 又称理门、理教、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等。创于清初,创造人杨来如,教内称为杨祖(或羊祖),原为丘处机第十三代徒孙,可知脱胎于道教。初定下五字真言:“反清复大明”(一说:“复明灭大清”),康熙乾隆以后改为“观世音菩萨”,反清复明的思想逐渐消失。在理教所本之公理指“儒释道三教之理”,即所谓“奉佛教之法,修道教之行,习儒教之礼”。戒律有八:一不吸烟,二不饮酒,三不烧香草,四不焚纸帛,五不拜偶像,六不吹打念唱,七不书写符咒,八不养鸡猫犬。其中以戒烟戒酒为修身之先,最为严格。杨祖之后,有尹来凤中兴其教,以天津为大本营,向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及东北、内蒙等地传布,逐渐形成全国性的规模。在理教在清末民国盛行不衰,主要原因是主张和实行戒烟戒酒,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戒烟中尤重戒鸦片,可以禁除吸食鸦片的恶习,强健身体,节省开支,受到各界的欢迎。此外,在理教还举办一系列慈善救济事业,如光绪末天津在理教建立公善社,引导世人爱惜字纸,向寡妇发放救济款物,对贫民死亡施舍棺匣,掩埋无主尸体等,以及春季种痘,夏施暑药,冬舍棉衣等。1913 年,李毓如与理门闻人苑文鉴联合北京理门公所徒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出刊物《理锋》 。此后各省纷纷成立分会。 1933 年,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成立,各地相继建立分 会,使全国在理教公所达 3 千个以上。抗日战争时期,北京理门首领谢天民 勾结日本,成立中国理教总会,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据理门张国禄回忆录, 1921 年至 1936 年,北京理门徒众有 10 万人。在理教的入教手续是:经人介绍,到公所接受“点传”;在入教仪式上,“领众”(传道师)谆谆告诫信徒,烟酒二戒重如泰山,倘有违犯,终生颠倒,永无顺遂之日。在理教不拜偶像,各地公所只供“圣宗”(观音)、杨祖、尹祖像,信徒亦可在家中供奉“圣宗”像,每天“下参”(参拜)53 次,默念五字真言,或诵《白衣观音神咒》 等。在理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最重腊八,届时举行“摆斋”,徒众要去“捧斋”,主要是聚餐,同时“点理”(接受新教徒)、“放法”(选定下任领众)、舍结缘豆等。在理教传有《理教大法》 (又称《杨(羊)祖大法》 ),据李洁贤《理教传入天津与西老公所》 ,《理教大法》 内容是: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也无。今付无法时,法法合成法。静坐持念观自身,耳目随心听潮音;四静澄清光明现,当人居坐五行中。莲台上面持法语,费伦常转运乾坤;普照世境随心变,贯满昆仑三界明。一切万物具有幸,气是玄妙性中根;内理阴阳谁识破,识破还是养性人。大道不离方寸地,若向外寻枉劳神;人能醒悟师父理,昼夜辛勤念在心。大法在思想上将禅宗的澄心、道教的炼气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注重人的修身养性,强调清静内观,乃是一种心性之学,成为戒烟戒酒诸戒律的理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理教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被政府取缔。 3.先天道 先天道是清代东大乘教的分支,黄德辉创于清初,崇拜无生老母,信仰龙华三会,强调三期末劫,重视普度功效,因而创立了超生了死无上的修行法门,以接引世人摆脱红尘业障,返回真空家乡。其第十三代传人杨还虚于道光年间创青莲教,遭清廷镇压。传入福建后,改名先天道,后传入台湾。至清末,傅道科在重庆设立“万全堂”,作为先天道的全国总佛堂,下设若干分堂。清末民初,先天道由西南地区传到两广、两湖、华北、西北及东北各省,其后又在各地设立“十地”(“道”字级),十分活跃。抗日时期一部分先天道上层人物投靠日本,在北京、天津等处设“先天道院”,受日伪控制利用。先天道有一套组织系统,其道内职级有:“家长”,道内首领; “十地”,由家长任命,负责发展各地组织;“顶航”,受十地指挥,领导一个地区的道务;“保恩”,协助顶航办道;“引恩”,管辖两个县的道务或若干佛堂,负责讲经传道;“证恩”,讲经传道,作新道徒的开示师;“天恩”,为基层道首,开辟道场,领导道徒吃斋念经;“众生”,一般道徒,入道要立“入道愿”,教念道规,点“玄关”,发“入道证明条”;“执事”,佛堂中办事人员。先天道的宗教活动主要是每年农历二、六、九月的十九各做一次“观音会”,三、五、九月的十五各做一次“龙华会”。 4.真空道 廖帝聘有四个亲信高徒,即:赖仁章、蓝氏(赖之妻)、凌邦壁、张声见,与廖共称真空道五祖师。光绪年间中期,廖被逮瘐死狱中,张被逮释出后病死,赖、凌继续传道,至光绪末,该道由江西传到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并进而流传到香港及泰国、新加坡、马来亚、菲律宾。1929 年,赖仁章、凌邦壁相继去世,由廖帝聘侄孙廖艺圃接任道长。1948 年,廖艺圃将真空道改称“真空慈善会”,在中央政府备案,取得合法地位,总部设在黄畬山,南京设办事处,各地设支会。先天道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政府取缔。 5.皈一道 这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民间宗教,在教义上主三教归一,崇拜多神,集三 教神灵之大全;在修行上主清修苦行,其清苦的程度为诸民间宗教之最。该 道由山东平原人赵万秩创立于同治光绪年间,道内尊称为初祖或复阳帝君。 二祖李连苑,道号慈济。三祖陈希曾,道号“悟真”。1941 年,陈希曾死,张书林主传道务,是为四祖。皈一道的道职由上而下为:掌道师、传法师、坛主、乩手、誊录、承办、道徒。其宗教活动是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开坛扶乩,平时道首亦在传道所讲经布道。皈一道的经文,除佛教咒文外,还念坛训,如《了凡训子书》 、《三教正宗》 、《三教普渡》 、《泰山娘娘新经》 、《吕祖救劫文》 、《皈一宝训》 、《皈一化迷真言》 、《苦海收元》 、《指路西归》 、《望家训本》 、《救急文》 、《登仙梯》 、《圣众佛训》 、《传 家宝训》 、《孽镜辨心录》 、《观世音救劫仙方》 等数十种。 皈一道具有明清民间宗教的共同特点,即儒释道三教合一,并以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对象。其乩训说:“皈一者,三教合为,共领无极慈命,在于苦海设一慈舟,救人之急,济人之难,收复皇胎佛子,反回原性,无极认母,脱离浩天之劫。”但其崇拜的神灵之多且广,为其他教所不能比,反映了中国民间多神崇拜的风气,很有典型性。属于儒家的神灵有:孔子、述圣、复圣、朱熹等。属于佛教的神灵有:释迦牟尼、弥勒古佛、观音菩萨、燃灯古佛、地藏菩萨、普贤菩萨、达摩老祖等。属于道教的神灵有:老子、纯阳帝君、文昌帝君、泰山圣母、重阳真人、紫阳真人、李拐仙、何仙姑、普济真人等。属于民间传统信仰的神灵有:灶君、土地、北斗星君、南斗星君、关圣帝君等。属于皈一道自身的神灵有:复阳帝君(初祖赵万秩)、慈济真人(二祖李连苑)。这些神灵中有佛道二教的高位神,有古代传统信仰的诸神,也有许多历史人物,广为收罗,共有百神之多。皈一道的另一大特色是戒律严格,道徒生活清苦至极。一般穿最粗陋的农民服装,也有穿道服,留发髻或留辫,或光头;平时吃饭绝对吃素,只是玉米窝头和盐水煮白菜;道徒多从事小商小贩和手艺等职业,不以营利为目的,除了维持简朴生活外,余钱用于买生放生;住房简陋,屋内只有炕、凳,至多有一桌或几;不扰人,不靠人,去别人家不吃不喝;一般在家修行,但备有方尖铲,一旦环境有变,随时准备四海为家。他们认为,吃荤腥是吃生灵,会得到被吃的报应,鱼生火,肉生痰,吃它们是吃毒药,所以富贵人家更多遭殃。生活虽然贫苦,但道徒甘心情愿,以苦为乐,因为他们有虔诚的信仰,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无生老母的欢心和保护,社会才能太平和谐。由此可知,皈一道是很典型的平民宗教,具有墨家自苦救世的精神。在宗教生活上,家中陈设佛堂,供奉 “天地君亲师”、“药王神位”、“灶王神位”、“复阳帝君神位”、“三代祖先神位”,有的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位”。道徒每日必行功夫至少四千个“响头”。所谓响头,就是叩拜时头顶着地,并用力磕,使发出隆隆声,且所着之地,只限于土地或砖地,故每个道徒前额必有一个坚硬隆起部分,其四周不长头发,若没有这一特殊记号,便不是忠实道徒。叩拜的对象有太阳、太阴、北斗、南斗。此外,还要修炼内功,即炼气、调息、守祖窍、采取功夫;做到十少,即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饮、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机;除却六害,即名利、声色、货财、滋味、虚妄、嫉妒;练就三昧,即摒绝诸缘,专一虚寂;禁止十恶,口四恶,身三恶,心三恶;实行善基八则,即诚意、正心、慎言、敬事、敬老、慈幼、洁己、劝人;坛规十戒,即坛室、供馔、衣服、侍坛、坐次、览训、喧哗、出入、眼界、烟荤;念佛方便法门,即每天早或晚,洗面、漱口之后,烧香合掌在佛前诚心念佛号香赞;念燃灯佛祖训;念咒语,有放生咒、净生咒、六字稳心咒、聪明咒、燃灯佛祖解冤咒、往生神咒、护身经、眼明经、弥勒降魔歌;书符箓。皈一道的戒律和修行法则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道 徒是名符其实的苦行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皈一道散布谣言,破坏社会秩序,被政府取缔。 6.普渡道 是先天道的分支,“普渡”即普渡众生之意。清末民国盛行于两广一带,道徒大多是劳动妇女。普渡道以无生老母(又称瑶池圣母)为最高崇拜对象,主张儒释道三教归一,三教中的神灵皆在祭拜之列,各处道堂常供有木雕神像二三百尊,并选择风景优美的深山石洞安放祭拜。一年四季,每逢神灵诞辰,远近道徒都前往道堂念经礼拜,往往形成隆重宏大的场面。普渡道教义认为人世间无一人无罪、无一处无罪,从污蔑神灵、不尊皇王、毁天骂地、欺师背祖,到兄弟吵架、妯娌不睦、杀鸡宰羊、捕鱼网鸟、耕地伤虫、乱泼污水,都是罪恶,因而不免三灾六难临头,死后打入阿鼻地狱,受尽苦难。唯一出路是入道清修,吃斋念佛,乐善好施,买生放生,忠孝节义,才能使众生普渡,脱离人生罪恶深渊。普渡道有严格的清规戒律,有三皈(皈依佛、法、僧)、五戒(戒杀生、偷窃、邪念、酒肉、妄语)、男不婚女不嫁,实行禁欲主义。该道道堂拥有土地、山林等雄厚的寺院经济实力,又有香炷费、入道费、请经费、道场费、恩证恩本费等,收入可观。入道信徒多失意妇女,或中年丧偶,或年轻丧子,或婚姻不幸,或未婚而遭欺凌压迫。她们入道后,既找到精神寄托,又可有最低生活保证。而上层道首,特别是道堂堂主则支配道堂财产,雇工劳作,放债取利,过着地主阶级的生活。正式道徒要经过 “三关”考验:第一关每月初一、十五坚持吃斋念经拜佛,叫吃花斋,称为 “道众”;第二关每月吃斋九日,专心念经拜佛,称为“护道”;第三关坚持“护道”生活一段时间后,吸收入道吃斋,称为“正道”。道徒至此方可居住道堂,食宿由道堂提供,这样的道徒称“众生”,男叫“乾道”,女称 “坤道”。入道还要办理手续,由道内人介绍,找引正师、保正师、开示师填表签字,批准后把表章于瑶池圣母台前焚化,宣誓发咒,方算入道。入道后要交纳各种费用,严守道密,不得反道。 普渡道的重要法事活动有以下几项。一是道内定期举行斋醮,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日,道首道徒均参加,念经称唱连宵不绝,伴以鼓乐。二是在道堂作道场,由事主出资请求诵经祈福、禳灾、祓苦、谢罪、求寿、求安和超度亡魂。三是为普通百姓念经,花钱可多可少。四是为人所请,外出念经作法,打醮降乩,出者最少四人,所带念之经有《关圣经》 、《地母经》 、《观音经》 、《龙王经》 、《求雨经》 、《血盆经》 、《高王经》 、《哭娘经》 、《五谷经》 等,视事主的具体需要而定。该道在广西最盛。普渡道对抗人民 解放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政府取缔。 7.圣贤道 是清代八卦教支派离卦教的一支,创立于光绪年间,流行于民国时期,发源地是河南滑县,传布于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其道自称是无生老母下来作最后一次总收圆的道,掌教祖师为弥勒佛。以“暗钓贤良”的方式传道。加入圣贤道的人,求得“三宝”,便可回到真空家乡,参与弥勒佛主持的“龙华大会”,与无生老母团聚,永享清福,不再堕入轮回。道徒戒烟酒,坚持素食,每天闭门定时用功,即烧香、磕头、念咒、打坐。要求道徒平时孝顺父母,和睦乡里,去恶为善。该道的总道首称“道皇”或“当家”,在滑县世袭。其下大道首称“号士”。其下小道首称“法士”,可以收徒。佛堂还有“大士”、“贤士”、“秋士”、“丁士”等管理服务人员。巫师称“明眼”,做法后能代无生老母和其他神灵向信徒传谕、讲道,并声称能到阴曹地府招来信徒已故亲属与之会面谈话,其实际权限很高。圣贤道教散布封建迷信,毒害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政府取缔。 8.九宫道 它是八卦教的衍支,依附于佛教而创建,创始人李向善(法名普济)。 光绪年间李向善在五台山南山寺落发为僧,他交游四方,广罗门徒,建立九宫道,供奉无生老母,自称弥勒转世,鼓吹“万教归一”、“三阳掌教”,宣扬白阳佛将要掌教,现在是红、白佛交替之际,天下要大乱,只有入道,才能躲过灾难。九宫道建立后发展很快,教徒遍布华北及东三省,离卦郜姓子孙也隶属其门下。普济将其信徒分为十八“天”、五大“会”。十八“天” 有:内九天、外九天、东九天、南九天、西九天、北九天、上九天、地九天、余九天、中皇天、保中天、护中天、左中天、右中天、东南天、西南天、东北天、西北天。五大“会”是:东会、南会、中会、西会、北会。他以中皇天、天督的名义,统一号令各地道徒。 1912 年,普济死,全国教徒集资在龙泉寺修建弥勒塔和石雕牌楼,以资纪念。九宫道各“天”、“会”纷纷独立,各自发展本派势力。其中十八“天”多在华北,五“会”多在东北。江西妙顶和尚创立“崇门正教黄山派”,亦是九宫道重要支派,活动于河北、河南、安徽一带。 20 年代,九宫道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先后在各地建立机构,公开活动。1926 年,外九天道首李书田在北京成立“京师普济佛教会”,以曹锟、吴佩孚为正、副会长,李书田为会师,并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 建立分会。 1928 年,中会道首杨万春依靠军阀政客,在北京成立“五台山普济佛教会”,办医院、育幼院、粥厂等慈善机构,进行传道活动。 1930 年,南会道首王鸿起在北京成立“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会”,自任会监,其子王春暄为会长,又在长春、沈阳、唐山、青岛等地设立分会及佛堂二十余处。1936 年,余九天道首李荣成立“正字慈善会”自任会长,在北京、天津、河南、河北均设有分会。这些都是公开的活动机构,从而扩大了九宫道的社会影响。抗日时期,九宫道许多支派投身日寇,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等卖国口号,鼓励道徒为日寇服务。 1942 年,外九天道首李书田在济南成立“未来和平宗教会”,又在天津建立分会,公开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 1944 年,李书田又在北京成立“弥勒总会”,以日本特务正兼菊太为最高顾问。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外九天支派获得很大发展,势力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江苏及东北。抗日胜利以后,九宫道又投靠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为敌。 1946 年,国民党军统拉拢九宫道余九天、中会等支派道首,成立“万善联合会”,公开进行活动。50 年代初被取缔。 9.同善社 先天道支派,彭汝珍创于光绪末年,活跃于民国时期。彭汝珍是四川省永川县人,先入先天道,后自创同善社。该社以瑶池老母即无生老母为最高崇拜,宣传“用儒教礼节,做道教工夫,而证释教果位”,供奉孔子、者子、释迦牟尼;宣扬“三期末劫”:“上古期”是水劫,“中古期”是火劫,已各渡回二亿生灵,“下古期”是风劫,尚须渡回九十二亿生灵,现在正是三期末劫,“邪风吹来,万物皆无”,只有加入同善社,才能避此劫难,升入天宫。彭汝珍以达摩为初祖,自封十六祖,号“南无清静自在无极燃灯佛”。其组织系统分为十六层,从第十六层向下,分别称为“无极”、“太极”、 “皇极”、“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十地”、“顶航”、 “保恩”、“引恩”、“证恩”、“天恩”、“众生”。“无极”只彭汝珍一人,他任命第八层“顶航”以上道首;第五、六、七层道首由第九层“十地”以上道首任命;第四层“天恩”由第八层“顶航”以上道首任命;第三、二、一层均称“众生”,为一般道徒;第四层至第八层为道首,可充任新道徒的“开示师”,有权向外地发展组织,第九层以上是高级道首。此外,还设有“柴门”(又称“武坛”)的武装组织。同善社没有自己的经卷,以诸教的经典为社经典,常念的经典有:《道德经》 、《法华经》 、《三圣经》 、《万佛经》 、《金刚经》 、《观音经》 、《财神经》 、《太阳经》 、《灶王经》 、《十王宝忏》 、《中皇真经》 以及若干神咒。它的宗教活动很多,主要是做龙华会和招收新道徒。同善社认为每年农历三、五、九月的十五,是上古、中古、下古人成仙成佛之日,上天要开龙华会庆祝,地下也要做龙华会,普渡该社道首及众道徒成仙成佛。三月十五做龙华初会,五月十五做龙华二会,九月十五做龙华三会,届时道徒在道首带领下设醮念经拜佛。新道徒入社须有老“众生”介绍,写申请,立誓愿,缴纳护道金,开示师同意,然后在坛前拈阄,拈到“准”字可入社,拈到“空”字则推迟,数日后再拈,直到拈到“准”字时止。入社后由开示师在暗室单独向新道徒点道,由新道徒调息,开示师点玄关;再传授坐功之法,称为“内功”或“静功”;在日常生活中要广行善事,称为“外果”,并热心为社捐物捐钱。同善社不吃素,亦不独身,但要遵守五伦八德及三从四德,将佛教的三皈、道教的三清与儒家的三纲贯通起来,又用五戒与五行、五德相配,形成三教混一的宗教戒条。彭汝珍创立同善社后,以宣扬“孔孟大道,设立善堂,坐练气功”为名,派弟子向各地布道。 1910 年传到北京。 1917 年,同善社获得北洋政府批准,在北京政府内务部备案,公开成立总社,名曰“洪信祥”,彭为最高领 导。后总社迁往四川永川县龙水镇。1920 年,在汉口设立总事务所,协助总社督导各省道务。到 1923 年,各省均有省社组织,北京名“永定祥”,上海名“天济公”,南京名“会齐岛”,江西名“洪善祥”,安徽名“大林祥”,湖南名“望江楼”,福建名“天济福”,山东名“会齐都”,山西名“永定和”,陕西名“桂香阁”,贵州名“大和春”,重庆名“王赤宫”,成都名 “巨昌生”等。省社设正副号首。省社下设县社,统称先觉祠,领导县内道务,设正副善长负责。县社下又设事务所,为乡镇基层组织,设善长一二人。由于北洋政府的支持,一批军政官吏、地主豪绅纷纷入社,短短十几年中形成遍布全国城乡的组织网,号称拥有道徒三千万。其中除了军阀、官僚、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外,大多数仍然是农民,尤其是劳动妇女;富贵者为了永保富贵,中层分子为了腾达进升,贫困者为了摆脱灾难,各有各的想法,但入社总是期望神的保佑,以便消灾得福。由于北洋时期同善社与军阀关系密切,1927 年北伐军曾下令取缔,其活动暂有收敛。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彭汝珍派次子彭宝善赴长春晋见溥仪,表示拥戴,夸口要练几百万神兵为溥仪入关复辟效力,因而得到伪满洲国皇帝嘉奖,授 予其教主名号。彭宝善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勾结,于 1935 年潜回四川,带回关东军和溥仪的密令与任务,密函各地同善社抽调年轻忠实信徒加紧教练 神兵以候调遣。 1937 年 8 月蒋介石下令逮捕彭汝珍,缴获其财宝、枪支、 密件及准备做皇帝的全副銮舆摆设,而彭本人则在宜宾躲藏数年后又回龙水 镇继续活动。 1946 年以后,彭企图组织武装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吞金自杀,其子彭宝善因卖国作恶被处决,同善社亦被 取缔。 10.一贯道 一贯道虽起于清末,而真正兴旺发达是在民国,不仅形成一整套组织系统和宗教仪式,而且教徒众多,势力遍及全国,在教义理论上也有重要发展。创始人王觉一死后,刘清虚接续道统。刘清虚死后由路中一接续,其时已进入民国,道徒尚少。民国十九年(1930 年)张光壁(字天然)接手,一贯道转盛,至抗日时期达到极盛。张光壁是山东济宁人,封为十八代祖,道中人认为他是济公活佛转世,是救劫菩萨,称为“师尊”或“老师”。张在济南设立了中枢坛,又建金刚、敦仁、礼化、天一四大坛,负责向四方发展,又在各省建总坛,下设分坛,管理各地区道务,形成全国性网络。张在道内立道阶制,其上下等级是:师尊(张光壁)、师母(张妻刘率贞、妾孙素珍)、道长(又称老前人)、点传师(亦称前人)、坛主、文牍、乩手、引保师、道亲。师尊奉天承运,具有无上权威,师母也是道主。道长地位仅次于师尊,直接与师尊师母联系,提拔点传师,但无神权。点传师开坛点道,吸收道徒,有训练、提拔坛主之权。坛主负责全坛道务,帮助点传师传道,每坛有正副二人。文牍管坛内抄训、写表等文牍事宜。乩手是经过训练的童男童女,分为天才、地才、人才,统称三才。引保师是道徒入道的介绍人和保证人。道亲即一般道徒。宗教仪式主要有传授“三宝”和“扶乩”。新道徒入道时,点传师传授“三宝”,上不得传父母,下不得传妻子;第一宝是“抱合同”,做一定手式以表认母归根之意,第二宝是由点传师“点玄关”,谓点破玄关可以会通天人,第三宝是“传口诀”,即传授“无太佛弥勒”五字真言。扶乩又叫扶鸾,由三才担任,借仙佛附体,手扶乩笔,在沙盘上写出字文,作为“神训”。此外,还开坛讲解道义,开设各种训练班,如炉会、仙佛研究班、人事研究班、忏悔班、人事检讨班、坛主班、点传师班等。这一时期的一贯道除尊奉无极老母即无生老母为最高神灵外,又供奉济公活佛、弥勒祖师、南阳古佛、观音菩萨、南极仙翁、吕祖、孔子、老子、关羽、岳飞,后来还崇拜耶稣、穆罕默德,以体现“万教归一”。一贯道把世界分成理、气、象三天。理天为无极老母住处,是永恒存在的;气天是仙佛居住之处,虽好但不永恒;象天即当今人间,充满灾难。凡加入一贯道者,得老母降道挽救,可以躲过三期末劫,生前作官享福,死后进入理天,与老母团聚。修持之法为“成己成人”,成己即修身,清心寡欲,以求其放心,使行为合于理,制心之法以静坐为要,此为内功;成人即渡人,行济人利物之事,存拯灾救世之心,劝人为善,渡众生,是为外功。虽有烟酒荤之戒,但不禁男女之欲,以成就家庭伦理。一贯道的坛场为佛堂,称“法船”、“法航”,皆由私人成立,具有秘密附设性质,采取“暗渡贤良”的方式传道,不公开立案。道内的解释是:一贯道传自孔子,从未立过案,况且大家都是老母的儿子,官府的人也是,没有母亲向儿子那里立案的道理,又由于渡人要有选择,必遇已得道之人,“因亲渡亲,因友渡友”,不能乱渡,只有将来天道大开时,才能走马传道,公开化。一贯道的经卷较杂,有本道的,有袭用儒佛道和其他民间宗教的,也有各种随缘编写的。属于一贯道自创的主要经卷,除王觉一或托名王觉一(北海老人)的《一贯圣经》 、《一贯概言》 、《一贯探源》 、《一贯道统条 规》 、《三教重新》 、《三教圆通》 、《三易探源》 、《子 曰解》 、《理性释疑》 、《理数合解》 、《谈真录》 等书外,还有托名济公乩训的《十全救苦篇》 、《化善灵丹文》 、《醒世妙篇》 、《醒世指南》 、《还乡觉路》 、《一贯道疑问解答》 (济公与郭廷栋等人)等,托名无生老母乩训的《巳卯圣典垂训》 、《皇母家书》 、《皇母训子十戒》 等,有伍博士著《一贯浅说》 ,郝宝山著《一贯修道须知》 ,张知睿著《五教合传》 ,无名氏著《一贯劝世书》 、《一贯辩道录》 、《一贯道问答》 ,以及托名观音、吕祖、弥勒、关公乃至耶稣基督等的乩训,这些经卷书册大量出现于民国时期,尤其是 30 年代以后,仅李世瑜 1948 年《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一书 中所列一贯道经典提要,就有 130 种,可见其数量之众多,宣传之普遍。 1937 年“七·七”事变以后,张光壁投靠日寇,成为汪伪政府的“外交顾问”,吸收大汉奸褚民谊、周佛海、常玉清、王揖堂等加入一贯道,积极配合日寇的侵华政策,因而在论陷区取得合法地位,大批发展道徒,积极扩充势力。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曾下令取缔一贯道,但不久改为控制利用,授意改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变换形式,继续公开活动。张光壁于 1947 年死于成都以后,一贯道分为两派,一派由张妻刘率贞及其子张英为首,以杭州为基地,活动于上海、南京、济南、青岛及东南沿海和东北,称为“明线”或“师兄派”、“正义派”;一派以张妾孙素珍为首,以成都为基地,活动于北京、天津、河南及西南、西北,华东亦有,称为“暗线”或“师母派”。山西太原薛洪自称“关帝下凡”,自成一派,下分仁义礼智信五柜,而以礼柜势力最大,活动于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一贯道在民国年间的成员的社会身份日趋复杂,与上层军政界关系十分密切,负面作用日益明显,后来对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进行破坏颠覆活动,于 1951 年被政府明令取缔。 11.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的前身是“一心堂”,由山东长山县马士伟创立于1913 年。马士伟自称弥勒佛转世,37 岁时学得秘术,据说能有先知,懂“吹风化雨”、“砂土成兵”之法术,念咒可倒毙十里外之敌兵,又乐于援助社会慈善事业,被称为马善人,兼中国红十字会长山县分会会长,是地方上很有势力的人物。此人创立“一心堂”有极大政治野心,妄图以教门为组织手段,实现称帝谋国的目的。 1917 年,马士伟派人到山西建立一心堂分会。 1922 年,又在河北、内蒙、河南、江苏、四川、甘肃、上海、南京、长春等 地设立分会。 1928 年,马士伟将一心堂总部迁到山西五台山。 1931 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发觉马士伟之政治不轨行为,严令取缔。马士伟遂潜至大连,又辗转到达天津,勾结日本特务横山,将“一心堂”改名为“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并建立“大东亚佛教联合总会”,山野为顾问,马士伟任会长,他自称皇帝,擅封大臣,广招生徒。内设八大部、十二朝臣、六大宰相、十八罗汉、九十六大贤。外设总会,下设总务、文书、会计、庶务、交际、教义、赈济、宣传八组。省设分会,县设支会,村镇设佛堂。另有学校、医院 等慈善机构归总会直接领导。 1935 年马士伟死,会务由马妻贾氏掌握。抗日战争期间,该会积极为日寇侵华张目,并在群众中宣传中日战争是三期末 劫,要想躲过灾难就得入会,以此得到扩展。 1940 年贾氏死,会务由其女马天成、马天生继承。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查禁了该会,但实际上该会的势力并未消散,又改名“正心慈善会”,重新公开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该会召集 150 多名会首开会,作应变部署。将总部秘密迁往济南,谣言惑众,建立秘密据点,企图组织武装叛乱,被政府及时发觉,予以取缔。 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虽崇拜无生老母,相信三期末劫,但其信仰主旨更近传统正宗信仰并偏向道家之清修。它敬奉天地君亲师及儒释道三家教主,不供奉偶像,主张清静无为、清心寡欲。教徒身穿棉质道袍,足登敝履,吃小米豌豆粥和萝卜咸菜,头发任其生长,手足不加洗濯,但要求恬静淡泊,不求名利。入会者要将财产典卖净尽,捐纳会内,因而该会又称“净地会”、 “倾家会”。会款除供上层享受外,大批捐助地方慈善事业,以博得世人的好感。如济南二马路小纬六路的医院即马士伟出资所建,济南治安维持会财政发生困难,马士伟赠巨金帮助解决,其他修桥补路、施粥放赈的事所在多有。积善行德对于教徒乃信仰所驱,而对于马士伟及其亲信则是收买人心以图复辟帝制之大业。该会内部另设会主内宅,设置富丽堂皇,有美妇数十人,系马士伟嫔妃,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马士伟乃假善人。该会信仰中又杂以禅宗教义,主张“我心即主宰”,无须拜佛许愿,自修顿悟,即可得道升天。又宣扬“四海之内皆同胞”,企图将该会传至世界各国,实际上确有日本人出没该会,而目的在控制利用。该会的特点之一是内情极为秘密,外界极难窥其底蕴,马士伟行动诡秘,女会员多住会内,恒数年足不出户,完全与世隔绝,男会员亦鲜与外界往来,一切差役皆由会员担任,不杂一外人,以保持自给自足,马士伟聘请专门军事人员训练军队,有枪者达 1500 人,大炮 4 门,机枪若干,宗教团体兼武力团体。其信徒究竟有多少,很难确估,据 1942 年满洲评论出版社出版的《支那之秘密结社与慈善社》 一书所记,全国约有40 万徒众,亦一估数而已。 12.红枪会 红枪会继承义和拳组织系统,又采用八卦编列组织,分八门传授。各门又分文武团部,设文武传师,文管传道文事,武管练兵打仗。辛亥革命中,河南兰考一带的红枪会,曾被革命党人改编成敢死队,充任起义先锋。民国初年,红枪会遍及及华北,据向云龙《红枪会的起源及其善后》 调查,河南、直隶、陕西、山东的红枪会员有 80 余万众之多,保家安良,使该会成为农村农民自卫组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红枪会又有快速发展,据称河南一省即不下百余万。他们抗捐抗税,以武力反对北洋军阀,假借神权,合符念咒,倡言枪弹不入,一以树立会众对领袖的信仰,一以提起会众不怕死的精神,并立有“不为非作恶”,“不采花折柳”的誓词,具有农民革命的健康精神。1926 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 ,派出大批干部引导和帮助红枪会,经过教育整顿,红枪会明确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政治目标,成为一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加速了奉军在河南的失败。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红枪会发展为拥有数百万众的武装抗日力量,他们在“抗 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奋勇杀敌,立下了不灭的功绩。 红枪会的基本成员为有家业的中小农民,不脱离生产,不离开家乡。而无业、盗窃、奸淫、吸毒者,一概不许参加。入会者要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要斋戒、沐浴、练功练武一百天,老师授予护身符,会员礼拜念咒后,焚符和水吞下,并苦练出一身过硬功夫。红枪会所敬奉的神灵十分庞杂,诸如儒释道三教中的周公、观世音、太上老君,及罗教的罗祖,还有三国关羽、张飞、赵云,水浒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隋唐的秦琼,《西游记》 中的孙悟空、二郎神,乃至清代的黄三太、黄天霸等,皆是其崇奉的对象,不同地区也有许多差别。红枪会崇敬红色,故常着红头巾,持红缨枪,系红飘带,以示吉庆。红枪会除配合国民革命和抗日战争的大规模行动外,平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联合武装抗匪,保卫家乡安宁,与土匪战斗异常坚决,有人赞扬红枪会力量所及之处,“土匪盗贼无容身之地”,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但红枪会内由于农民的分散落后性及成员的混杂,也有乱打乱杀和部分匪化的现象发生,不能一概肯定,但基本倾向是好的,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可见不能仅仅凭借宗教教义本身来评价一个民间宗教组织的好坏,主要应考察它的领导集团的社会倾向和在历史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是否对人民有利,是否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①。 (三)民间宗教风俗种种 民间风俗是人相习、代相传的民间生活方式,是文化传统中具有社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因素。它也在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但它通常采取渐变的方式,量的逐渐积累,引起质的改变,不像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那么快速那么激烈,宗教风俗也是这样。民间宗教风俗是千百年来宗教信仰积淀在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习惯中的散化成分,它已经不再像正宗大教那样有组织、系统的活动特点和成体系的教义理论,它只是一种影响,一种风气,而带有宗教的色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方性。辛亥革命以后,社会政治文化与上层结构发生急剧变化,但源远流长的宗教民俗依然继续流行,没有显著的变动。随着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文明风气的开启,宗教民俗也有部分的改变,特别在革命运动中心地带和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区域,变化更大一些,总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风俗交杂而新的因素在生长,但旧风俗仍占主导地位。 1.岁时节令中的宗教风俗 季节性的节日活动依然如故,按照阴历进行。内中多有宗教风俗。在汉族地区,一般是春节当天拜天地、祭祖先、插桃符于门上,放爆竹驱除鬼魅。初二、四祭财神,初八祭诸星之神。十五是上元节又称元宵节,祭门神、床神、紫姑神,掌灯打鬼,送灯求子,春节期间祭祀活动告一段落,收归神像、祭品、祭器。二月二“龙抬头”,为中和节,祭日神、土地神,祭龙求雨。清明节祭祖扫墓。四月八日浴佛节,进行浴佛、斋会、结缘、放生、求子等活动。五月五是端午节,有屈原、曹娥、蚕神、农神、张天师、钟馗之祭, ① 民间宗教一节,主要参考李世瑜《现代华北秘密宗教》 和濮文起《中国民间秘密宗教》 。 也有的地区为药王神农过生日,称“送药节”,插菖蒲、艾子以避邪毒。六月六是天贶节,起于道教,山东民间祭泰山神。夏至节有求雨或止雨活动。七月七是七夕节,发源于星辰崇拜,有乞巧、求子等活动。七月十五是中元节,祭三官大帝、祭祖、盂兰盆会。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又名月节,是月神崇拜的产物,除吃月饼外,有祭土地神和各种请神活动。九月九是重阳节,有插茱萸避瘟邪的活动。十月十五是下元节,起于道教,山东祭水官大帝和祖先,陕西又祭山神,湖南有迎神赛会,广东有建醮活动。十二月初八是腊八节,有驱鬼避疫的傩仪。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为送灶节,又名祭灶、小年,有送灶神,迎玉皇的活动。除夕为一岁之末,有换门神,迎灶王,祭祖先等活动。上述各种时令节日的宗教性活动在全国不同地区内容上略有差异,同时宗教性并不十分强烈,带有更多的吉庆意义。 2.人生礼仪中的宗教风俗 人生礼仪是人生过程中重要阶段上的社会认可、庆祝、纪念性活动。它 建立在个体生理变化和民俗信仰的基础上,包括求子、孕育、诞生、命名、成人、婚嫁、寿诞、死葬、祭祀等项。中国的人生礼仪既是传统信仰长期滋 润的产物,又受佛教、道教等后起宗教的影响,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和汉族中,还采取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方式进行。这里主要简述汉族民间的礼仪的宗教 性内容,它们都是民国年间普遍流行的。 婚礼中有撒帐一项,用品有红枣(早生贵子)、栗子(谐“立子”、“利子”)、桂圆(早生贵子)、花生(男女孩双全)、香烟(香火绵延)、石榴(象征多子),这些都是求子的风俗。还可以到佛寺神庙去祭拜送子观音、送生奶奶、送子财神等。湖南长沙还有“麒麟送子”活动。妇女怀孕以后,民间有各种宗教性禁忌,如忌吃兔肉,以免胎儿长豁嘴;忌吃姜,以免胎儿生六指;忌吃葡萄,以免生葡萄胎等;还要注意胎教,其中虽有迷信成分,但大多是合理的。妇女分娩是新生命的开始,受“分娩不洁”观念的影响,民间一般不许产妇在娘家生孩子,要回避神祖祭祀处;婴儿出生,要祭祖报喜,三日洗浴,焚香拜床公床母。过百日,穿百家衣、挂百家锁,祝福长命百岁。周岁要祭祖、抓周,预测婴孩未来的职业。命名有时须要请算命先生算卦,以命中所缺之物事补之,有的取用吉祥字眼,有的取阿猫阿狗,以为好养。成人礼古礼男二十行冠礼女十五行笄礼,但古礼久废,成年礼与婚礼合而为一,只有妇女保持了“开脸”的礼俗。婚配要问卜测字,属相不能相克。婚礼中有跨马鞍、拜天地等宗教性习俗。四十岁以前过生日,四十岁以后过寿诞,祝福健康长寿;同时有为病人“借寿”为亡人过冥寿的做法;又祭拜寿星,寄托于龟鹤松柏梅竹山海,以期寿福双全。人至老死,丧葬中一系列活动都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或影响,故有招魂、超度、祭祀等活动。民间丧礼有喜剧色彩,老人寿终正寝称为“喜丧”,丧礼称为“白喜事”,虽然至亲哀痛,但送终是送一位辛苦了一生的老人安息于地下,故仪式要热闹,举乐唱戏,如过节一般。墓葬视社会地位,财产多寡而定规格,但大多要先看风水,选定阴宅的最佳位置,据说它关系到家族后代子孙的兴旺发达。 3.行业诸神 土木建筑行业之神是鲁班,建庙祭祀,行会议事、订行规工价、师傅收 徒,都在祖师殿(鲁班殿)中进行。香港的三行(泥水、木工、搭棚)工人 把六月十六日定为鲁班节。 造酒行业供奉杜康,传说他是古代最早的造酒者,河南汝阳有杜康村。 冶炼铸造业供奉窑神有舜王、老君、雷公以及山、土、马、牛等神,而以太上老君是祖师,这是因为传说中太上老君有八卦炉,能炼神丹。旧时打 铁的、铸锅的都拜老君。 染织业祭拜梅、葛二仙,河南开封朱仙镇、四川绵竹、夹江都有梅葛庙。 每年四月十四和九月初九,染匠们要集会于梅葛庙祭祀神灵,同饮梅葛酒。梨园行(戏曲行)祭拜梨园神,一谓二郎神,又谓唐明皇。唐明皇酷爱歌乐,精于文艺,扶植梨园活动有功,故被崇奉。妓院供奉管仲,还祭拜五大仙(刺猥、老鳖、黄鼠狼、老鼠、蛇)。明人谢肇淛《五杂俎》 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 夜合之资,以佐军国”,这大概就是管仲当上娼妓行业神的原因。一说娼妓拜祖师白眉。此外,香粉店拜西施,假发店敬赵五娘,命相家尊鬼谷子,珠宝店奉弥勒和华光佛,乐工敬青音童子,纸行奉蔡伦,纺织行祭黄道婆,制陶行敬宁封子,茶行敬陆羽,墨匠理发匠敬吕洞宾,饼店供汉宣帝,养蚕业供嫘祖或马头娘,杠夫拜穷神,扒手供时迁,成衣店、估衣铺、绸缎庄、皮店、煤铺、猪肉铺、脚行都以关羽为守护神,医生祀医王伏羲、神农、黄帝,药工祀扁鹊、孙思邈、李时珍等。几乎百业皆有自己的或共同的守护神,其中一部分是原有神灵职业化,另一部分是历史人物神灵化,敬祭的目的是保佑本行业发达兴盛。 4.日常生活中的宗教性禁忌 旧时禁忌很多,一个外来人需要入境而问禁,入门而问讳,否则一旦触 犯禁忌,就要引起不愉快。禁忌有世俗性的,更多的则带有宗教性,后者主 要有以下几种。 语言禁忌。岁数忌讳称四十五、七十三、八十四、一百岁。讲话忌凶祸不敬词语,如“死”,而以“谢世”、“走了”等代替。船家忌说“翻”或 “沉”等词。春节期间买灶神、财神画不能说“买”,须说“请”;饺子煮破了要说“挣了”;做饭时不能说“少”、“没”、“光”、“不够”、“烂”、 “完了”等不吉利字眼,年糕没了要说“满了”。粤语地区争“八”忌“四”, “八”近“发”音,“四”近“死”音,故一取一避。 饮食禁忌。除穆斯林不食猪肉,一些民族不食图腾动物外,汉族地区也有不食有功家畜习惯。每当得到新品或美食时,要荐新于祖灵,然后才能吃。山东一带忌把筷子横放在碗上,因为这是供祭死人的放法。筷子不能分在饮 具两侧,以忌“筷(快)分开了”,不可长短不齐,以忌“三长两短”。 居住禁忌。堪舆术流行,堪为天道,舆为地道,相庐舍为看阳宅,相坟墓为看阴宅。俗说:“前高后低,主寡妇孤儿,门户必败。后高前低,主多牛马。”忌房院正冲山丘、豁口、河流、道路,恐有冲射,避不开者则埋石碑,书“泰山石敢当”。俗又谓:“门对窗,人遭殃,窗对门,必伤人。” 盖房必择吉日,不得冲犯太岁。搬家先搬灶,六腊月不搬家。 行旅禁忌。慎出行,出行必择吉日。俗有“七不出门,八不回家”之说, 各地又有差别。还有出行忌月的,谚云:“六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这 大概是要避开大暑大寒,有合理性。 行业禁忌。农业生产方面,有正月时间不等的禁止下田劳动,否则会冲犯神灵;闻雷必辍耕;七月十五停止使用牛驴骡马。守猎要祭祀山神,猎获后要祭神祭祖。养蚕要祭蚕神,语言上多有忌讳。商业敬财神,财神有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或关公,五路财神何五路,也有敬奉陶朱公的。木匠作活留尾巴,取“还有活干”,做棺材则要收拾干净,否则是咒人家再死人,犯大忌。石匠打石料忌说话,打眼忌打空锤。等等。 民间禁忌很多,可以说无时不有,无地不有,虽多宗教性,但亦是历代 生活经验积累形成的习惯,含有一定的科学成分,起自我保护和调整社会关 系的作用。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愚昧落后环境中形成的约定,束缚人的创造 精神,如老子所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5.神庙香火与算命、看相、跳神 民国年间,除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外,地方性的庙宇,无论是前清所承认的,还是被作为淫祠的,遍布于城乡各个角落,关帝庙、土地庙、龙王庙、玉皇庙、城隍庙、雷神庙、山神庙、风神庙等,随处可见。民众遇到灾害、疾病、贫困或其他难事,便去烧香拜神,许愿还愿,祈求消灾降福,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所以这些庙宇香火不断,成为慰藉普通民众心灵的场所。 中国民间俗神体系庞杂,与佛道二教的神灵体系及清代以前的国家祀典的神灵体系有重叠交叉处,但并不重合,有着自己信仰的特点。它一不具有信仰的组织,二不具有系统的神学体系,三不具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与民间神话传说和文学有密切联系,实用性强,兼容并蓄,形象生动,亲切可敬,祭祀活动往往带有娱乐性。高位神有玉皇大帝和西王母。近世民间所敬之玉皇多受《西游记》 小说影响,民间传说玉皇每年十二月十五下凡巡视人间,家家烧香迎接。西王母原是独立女神,玉皇大帝信仰兴起后,人们把西王母与玉帝匹配,称为王母娘娘。在高位神之下有这样几个系统的俗神。第一是自然神灵,如土地爷、东岳大帝、火神爷、山神、水神、雷公、电母、风伯、雨师、蚕神、花神、龙王、海神。第二是家庭神灵,如灶君、门神、床神、厕神、磨神及井神等。第三是吉庆之神,如福神、禄神、寿星、财神等。第四是爱情婚姻生育之神灵,如牛郎织女、月光菩萨、月下老人、喜神、送子娘娘等。第五是凶恶之神,如瘟神、阎王、牛头、马面、黑无常、白无常、夜叉、罗刹等。第六是法力人物神,如关帝、托塔天王、张天师、钟馗、麻姑、紫姑、刘海、姜太公、刘猛等。第七是俗化的佛道教神灵,如如来佛、弥勒佛、观世音、善财童子、济公、韦驮、太上老君、斗姆、三官、真武大帝、九天玄女、八仙、金童、玉女等。 福建、台湾盛行妈祖崇拜,妈祖庙遍布东南沿海,一千多年来至民国时期香火不绝。妈祖相传是北宋时一女性叫林默,后来被神化为江海女神,专行救人济险之事,船家视为护航神,在广大渔民中有极崇高的威望。后来妈祖信仰传到北方,天津有天妃宫即是一信仰中心,该宫与福建湄洲的妈祖庙、台湾北港的朝天宫合称为全国三大庙;而沿海各港口皆渐建天后宫,妈祖几成为航运商共同奉祀的行业神。台湾的妈祖崇拜最著,庙宇有数百座,活动规模也比较盛大。孙中山 1900 年赴台策划惠州起义期间,曾与梁启超一起到台北妈祖庙朝拜天后,梁启超还挥笔题写一幅对联:“向四海显神通千秋不朽,历数朝受封典万古留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保护妈祖信仰。1929 年,民国政府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一切神庙香火。福建省民政厅呈请民国政府内政部批准,并命令各省地方政府把天后宫 改称“林孝女祠”,使妈祖崇拜得以继续合法存在。妈祖信仰传到日本和东 南亚诸国,从而具有了国际性。 民国时期民间看相算命跳神等活动相当流行。看相算命有摆摊挂牌和走街串巷两种方式,许多盲人以此种职业为生。或排八字,或测字,或看手相,或用《易经》 占卜,或六壬起课,或金钱卜,或文王课,或奇门遁甲,或占星,或扶乩,种种术数,不一而足。跳神者妇称巫婆,男称神汉,主要功能是降神驱邪,为人治病镇惊。赵树理 1943 年于太行山写的《小二黑结婚》 ,内中描写的二孔明是起神课,做占卜的阴阳先生;三仙姑则是装扮天神为人求财看病的神婆子。华北满族汉族中一种巫风,崇拜“四大门”:胡门狐狸,黄门黄鼠狼,白门刺猬,常门或柳门蛇,有的加上灰门老鼠,认为这几种动物有灵性,能影响家道生业的兴衰和人丁的吉凶祸福,因此造“财神楼”,烧香供拜,立种种禁忌,避免冒犯它们。又有巫人称“坛仙”或“香头”,自称与“四大门”有仙缘,可以由四大仙家附体,为人占卜,治病,祈禳。在南方则有狐仙崇拜流行。比较正规的佛道教寺观加上若干民间庙宇,宗教活动与民间节日活动、商业活动相结合,形成庙会文化。据 1930 年统计,仅北京一市,城区有庙会二十处,郊区十六处,每月定期开放的有土地庙、花市、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东岳庙、九天宫、吕祖阁、药王庙、崇元观等;逢年节开放的有财神庙、前门关帝庙、火神庙、白云观、精忠庙、大钟寺、黄寺、黑寺、雍和宫、太阳宫、蟠桃宫、万寿寺、妙峰山、碧霞元君庙、铁塔寺、都城隍庙、江南城隍庙、善果寺、灶君庙等。 七、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简介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一部完整的中国宗教史,应该能够反映中华民族宗教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由于社会历史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宗教形态。截止 1949 年,从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到号称“世界性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我国少数民族中都有分布,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结构产生着重要影响。如果一一详述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全部宗教的具体形态,非本书力所能及,且这方面已有一些专门著作问世,本书亦无越俎代疱之必要。本章只是选择有代表性的几个民族宗教形态加以简单介绍,以便读者能够对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少数民族宗教的概貌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发展的历史以及其主要理论,《全史》 已在相应历史时代的章节作过介绍,本章不再赘述。此处,主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几次重大的民族宗教调查为依据,对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宗教生活作一个概括的介绍,反映这一时间横断面上千姿百态的少数民族宗教。 本章拟按照传统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系统介绍少数民族宗教。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中国各民族的宗教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面,所以在历史上,许多民族信仰一种宗教,一个民族信仰多种宗教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读者切不可因以某个民族为例介绍某种宗教,便以为这个民族只信仰这一种宗教,或这种宗教只有这个民族信仰。 (一)传统宗教 传统宗教指近代以来仍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普遍流行的原生宗教。它没有明确的教主、确切的创造时间、独立完整的教团、复杂深奥的教义,并因此而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从其它民族传来的创生宗教相区别。传统宗教是各民族在原始社会中自发产生的,那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仍保留原始社会形态的民族,其传统宗教形态自然是原始的,而一些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也保留着传统宗教,不过,其中已经明显地具有了阶级社会色彩,所以不宜再称之为原始宗教。另外,某些民族的传统宗教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它民族创生宗教的观念、教仪和教规,但只要它仍然以本民族的信仰对象,活动形式为主,我们便仍然将它视为传统宗教。至 1949 年时,仍比较完整地保留传统宗教的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基诺、纳西、佤、德昂、仫佬、高山、傈僳、阿昌、独龙、怒、彝、羌、珞巴、苗、瑶、水、侗、黎等民族。此外,满、蒙、锡伯、哈萨克、朝鲜等民族主体上已经改信其它宗教,但民间仍普遍存在传统宗教信仰,依然具有典型意义。我们准备以北方几个民族流行的萨满教和南方佤族、白族、彝族、纳西族的传统信仰为主,介绍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 1.萨满教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流行的一种典型的传统宗教, 主要分布于满、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蒙古、哈萨克、朝鲜等民族中。萨满教的起源非常久远,在汉文史籍中,记载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先民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女真、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契丹、突厥、高车、回纥自古便有萨满教信仰。但是“萨满”一词,则是从12 世纪中叶宋朝学者徐梦莘的著作《三朝北盟会编》 中才开始出现。书曰: 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 珊蛮即是萨满的异译,在以后的古书中亦有译作萨玛、萨麻、萨莫、叉玛、 沙漫、撒卯、撒牟者,至清代始统一称为萨满。 萨满教因其巫师称“萨满”而得名,此词来自斯古通语,意为激动不安 和疯狂的人,用以形容巫师在作法时佯称“鬼神附体”,激动不安地跳跃狂 舞的形态。萨满的跳神活动是萨满教的核心与主要特色。 中国北方诸民族的萨满教,普遍保存着在原始社会就形成的宗教观念,首先是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是生产能力十分低下的原始人对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环境既不理解,又依赖、恐惧心理的一种曲折流露。他们幻想在种种自然现象的背后,都有某种神灵起着支配作用,人必须对它虔诚礼拜,以求得神的宽恕与恩赐。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生活在西起天山、阿尔泰山,东至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多山地区,故普遍存在着山神崇拜。如在鄂伦春、鄂温克民族中,流传着山神赐给猎人丰盛猎物,并对触犯山神者给予报复的故事。这些民族的猎手在遇到奇峰异石,古木山洞时便认为有山神栖息其间,不敢大声喧哗,以防得罪山神。萨满在衣服上画上山的图案,以示对山神的礼敬。蒙古族在大路旁用土石堆成山岗状小包,称为“敖包”,专作供祭山神之用。日、月是天空中最引人注目的天体,白天太阳给人们温暖,夜里月亮为人们照明,所以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将日月当作神灵供奉。他们向着太阳祈祷,以求消灾免祸。哈萨克、蒙古族人皆有向太阳起誓的习惯,声言如果自己做了亏心事,便会随西落的太阳一起死亡。每当月亮升起时,男人面向月亮肃立,女人面向月亮下跪,双臂伸直,手心向里,向月亮祈祷,祝福老人与孩子安康。在这些民族中,对着太阳、月亮小便是对神的亵渎,就会有大祸临头,因此被当作禁忌。除了日月崇拜,星辰、风雪、云雾、雷电等天象也都成为崇拜的对象。不同民族关于这些神灵有不同的神话和不同的祭拜礼仪。在萨满的身上,挂着许多大小不等的铜镜和水晶岩片、贝壳、鱼鳃片等闪光物件。其中前胸较大的铜镜代表太阳,后背较小的代表月亮,这叫作 “怀日背月”,左右两肩两块铜镜叫作“左日右月”。腰间、裙摆、裙边的闭光饰物则代表着天空中的星辰。随着社会的进化,在各种自然天象神之上,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天神”。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普遍流行天神崇拜信仰,满语支的民族把天神叫做“阿布卡”,蒙语支的民族把天神叫做“腾格里”。在早期萨满教中,天神只是日、月、山、川、风、雪诸神中平等的一员,其后天穹崇拜发展为自然崇拜的最高形式。少数民族祭天仪早就载之于史籍, 《辽史·礼志一》 载:“祭山仪,设天神,地祇于木叶山。”《金史·礼志一》 载:“拜天,金因辽旧俗。”《元史·祭祀一》 载:“元兴朔漠,代有拜天之礼。”满族“拜堂子”祭天仪更是隆重,非皇族不得参与。《清史稿·礼志四》 载:“堂子祭天,清初起自辽沈。??崇德建元,定制,岁元旦,帝率亲王、藩王迄副都统行礼,寻限贝勒止。”此时的天神不仅是天空诸神之长,而且成了地上皇权的保护神。皇族以外的官员、庶民一律不准进入堂子致祭,更不许在家中私建堂子。一般满族家庭只能在院子东南角设置“索伦杆子”,为平民祭天之所。这种情况显然是在阶级社会中传统宗教发生的必 然变化。 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对象还包括动物,如虎、熊、狼、狐、狗、马、野猪、乌鸦、蛇、龟等。上述动物是北方少数民族在狩猎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对象,比如熊对于鄂温克猎人来说既意味着丰厚的收获,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故有许多特殊的禁忌和崇拜仪式。如打倒熊后不能说“打着了”,而要说“可怜我了”,不能说“熊死了”,而要说“它睡了”。熊头割下后要用草捆扎,进行风葬,老猎手率领年轻猎手跪下祈求熊神原谅。吃完熊肉后骨头不能乱丢,而要收集起来埋葬。妇女被认为是不洁的,不许从熊皮上跨过,??鄂温克猎人就是用这些仪式表示对熊神的崇敬。 当人类进化到氏族社会以后,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图腾崇拜。此时人们不再是泛泛地崇拜一切自然现象,而是以氏族血缘共同体为单位,以某种特定的动、植物为对象进行崇拜。图腾崇拜往往伴随着氏族创生的神话传说。如鄂伦春人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年轻的猎人被母熊抓进了山洞,与母熊生了一个小熊。有一天青年猎人从山洞中逃了出来,飞快地跑向江边,正好碰上放木排的人,便搭上木排顺流而下。母熊与小熊觅食回来不见猎人,便循迹顺江而追。追了很久见到了木排,母熊叫猎人跟它回去,猎人置之不理。母熊愤怒极了,无可奈何地说:“你既不愿再回来,咱们只好你一半,我一半了。”说完便抓起小熊刷地一下撕成两半,一半扔给了猎人,自己抱着另一半嚎啕大哭。以后,随母的一半继续当熊,随父的一半则成了鄂伦春人。所以在鄂伦春人心目中,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他们称公熊为“雅亚”(祖父),母熊为“太帖”(祖母)。熊是鄂伦春人的图腾崇拜物。北方其它一些民族,还有以狼、虎、天鹅、苍鹰、青蛙、蜥蜴、鹿等动物为图腾者。不过随着北方地区各民族频繁交往,文化的发展,图腾崇拜到民国年间早已松弛淡化了,往往保存在民间神话故事或萨满宗教仪式的某些 饰物上。 社会进一步发展,图腾崇拜又让位于直接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产生的社会条件是氏族组织的完善化,人与人之间血缘关系的明了,而在思想观念方面,则要有灵魂观念作为基础。在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上,人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死的灵魂。肉体死亡后,灵魂就会飞到远离现实世界的彼岸,过着幸福的生活。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和达斡尔人,把灵魂生活的世界称为“伊尔木汉”,是人生的最后归宿,所以一旦有人去世后,亲属便要为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带上平常日用之物,放在屋内停灵告祭,亲朋好友都来向他告别,并请萨满主持送魂仪式。鄂伦春人送鬼,请萨满扎一个草人,上系许多条线,死者子女每人牵一条,萨满也牵一条,并向死者祷告,要他的灵魂不要留恋子女和亲属,可以安心离去。然后萨满用一法器将线绳斩断,将草人扔出二、三十米远,以示灵魂已经远去。平时,他们又希望生活在“九天神楼”之中的自己祖先的英灵能够经常回到子孙之间,用自己神武无敌的威力关怀、荫庇、助佑众子孙。祖神比之众自然神、图腾神更加确定、更为亲切,祖先崇拜的祭祀也就越来越被人们看重。萨满教祖先崇拜的系列是: (1)本氏族的父系族源神。 (2)本氏族各种创业神和英雄神。 (3)本氏族首辈萨满及历代传世萨满灵魂。 (4)本家族宗谱中祖先的灵魂。祖先崇拜一般以父系祖先为谱系,但其中也包括有众多女神作为祭祀对象,这说明祖先崇拜有一个发展过程。父系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中人们虽然已经以男性为社会的轴心,但母系氏族社会的遗迹仍然随处可见。特别是萨满多为女性,在不少地区仍保留了以女萨满主持祭坛的习惯,所以在祭祀活动中保留大量女神、女祖先的地位是不足为奇的。萨满教的祖先崇拜除了丧葬时告祭活动外,还包括刻、制各种神偶,绘制图形,于年节时由子孙供奉。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基本属于民间信仰层次,没有成为经典流行,各种祭祀仪式也没有严格规范。萨满教的流行,主要靠巫师——萨满的世代传承来维系,因此与世界上各种发达的创生宗教相比,萨满在宗教活动中的作用便显得特别重要。萨满被认为是各种宗教观念以及活动最权威的解释者,是沟通人与天国神灵的使者,是保佑人们平安生活的祖灵的代表,因而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威望。愈是远古时代, 萨满的社会地位就愈高。萨满的宗教功能,概而言之有如下几点: ①为本氏族祈神消灾 如东北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都有春 秋两季请萨满跳太平神的习俗,请神灵保佑本族人的安全,增殖人口。遇有 瘟疫流行,也要请萨满跳神,呼唤祖神来保护儿孙。 ②为患者跳神治病 这是萨满最经常的宗教活动。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缺医少药,没有抗御病魔的有效手段,一旦重病缠身,只能求助于神灵。萨满跳神治病也有一套固定程式,先通过占卜确定患者是冲撞了哪一路神祇,然后命患者家属对神灵供奉祭品,由萨满致祷词,祈求神灵宽恕,保佑 患者康复。 ③祈求生产丰收 不同的民族从事不同的生产,故有不同的祈请方式。 如鄂温克猎人长期打不到猎物时,便用柳条做一个鹿的模型,由萨满主持进 行象征性射击,如果射中了,围观者便一起大喊:“打中了,打中了”,猎 人因此感到重新获得了神的帮助。蒙古农区或牧区,如果受到自然灾害,就 请萨满主持祭敖包,请敖包神保佑风调雨顺。 ④ 为民众主持婚丧嫁娶等仪式 在婚礼上萨满为新人祝福早生贵子,在葬礼上萨满为亡人送灵,祝其早达天界。赫哲族有专司送魂的萨满名“达克苏特尔”,屯里死了人,请萨满来做一个木头人,穿上人的衣服、上供、点 香、烧纸、跳神。3 天后,萨满向外射 3 支箭,指示亡灵归去的方向,然后率领全家送走亡灵。 ⑤占卜圆梦当人类生产能力尚不发达,在自然与社会双重压力下无所适从,便会不时乞灵于占卜,请神祇指点迷津。在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中,萨满承担着为族人占卜吉凶的责任。以占卜方式区分,大致有草木占、星光 占、金石卜、梦占等种类。在占卜以前,一般还要举行跳神仪式,表示是由神灵下凡来进行裁定。 在萨满主持的各种宗教活动中,跳神是其中最神秘、最热烈、也最吸引人的仪式。届时,萨满头戴神帽,上缀五彩纸条,下垂蔽面;身穿长布裙,胸前与背后悬挂铜镜,如日月状;腰系铜铃,击鼓而舞,周身器物随之铿锵作响。此时的萨满双目似开似闭,神态如醉如痴,口中念念有词,或称神灵附体,或称神灵下凡,或学熊咆虎啸,手脚不停地模仿着各种神怪、野兽的动作,舞蹈动作越来越激烈。随着萨满狂歌怪舞,氏族的群众也会受到感染,从围观进而参与,伴随着萨满的歌声与舞蹈,重复着萨满的咒语,宗教氛围甚为浓郁。 从现代对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田野调查中可见,萨满能使自己的精神 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但同时又能自觉地控制自己,口中念念有词,并模仿 各种神灵或死去的祖先的语言或动作。他们的精神状况类乎神经病学上的癔 症患者,但又绝非神经病人,或完全的弄虚作假,对萨满精神状态的研究是 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一般而言,萨满教没有自己的寺院或教团组织,多是师徒传授。新萨满要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并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学习和考验,才能成为正式的萨满。在氏族社会,萨满一般不脱离生产劳动,为氏族或某些家庭跳神也不收取费用,具有义务服务的性质。故萨满在社会上很受尊重。进入阶级社会后,萨满为统治者服务,或是在金钱诱惑下乘人之危捞取好处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不过总体来讲,萨满教较多地保存了原始宗教的面貌。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程,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不断进化,传统的萨满教也在不断地瓦解分化,改变形态。在封建社会中,汉地佛教、道教、民间宗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中的许多神灵,宗教观念逐渐被吸入萨满教中,如清代满族人的“堂子”里也供上了释迦牟尼、观音、关羽。赫哲人的灵魂观中包含着从佛教学来的轮回思想,认为人有 3 个灵魂,其中一个就会转世投生他处。这种宗教观念的相互渗透,是民族文化交往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并不妨碍萨满教成为少数民族中传统宗教的一种典型形态。 2.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 在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也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宗教。就基本形态而言,这些传统宗教与萨满教是近似的,都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都缺少系统的宗教理论和完善的宗教组织,宗教活动以巫师为中心,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宗教都可以归结为“灵气萨满”一类。但是如果将南、北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加以比较,由于社会、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原因,又有许多差异,故此处着重对南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特殊性的方面加以介绍。 (1)佤族的人头祭 佤族是聚居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至中华民国时期,仍然处于原 始社会末期状态,故保持了比较完整的原始宗教。在佤族的原始宗教中,最 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猎头祭”。 猎头祭起源于佤族初入农业社会之时,是向天地间的最高神“木依吉”的献祭。在佤族的传统宗教中,木依吉不仅是创造神,而且是祖先神,他支配着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掌管着人类的生、老、病、死。佤族人认为:用人头向木依吉献祭,他便会保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猎头祭是佤族宗教中最隆重的活动,有一套复杂而又严格的程序。出发以前,由部落军事领袖用卜鸡卦的形式指定参与人选,大家饮酒吃饭,诅咒发誓,然后出发。猎头对象或是仇人部落,或是素不相识的路人。佤族人埋伏路旁将其杀死,取回人头后,供在木鼓房下的人头桩上,血水被佤族人视为最神圣的祭品和生命的象征,故在人头桩下放置火灰,让人头上的血水淋于火灰之上。这时由巫师代表全部落民众向人头祈祷,求其保佑全寨人畜平安,庄稼丰茂。然后各家将淋有血水的火灰取回,拌在谷种中播撤,人头则在人头桩上一直供奉到来年,由于人们对人头又怀有敬畏感,故下一年春耕前,又要举行名为“砍牛尾”的仪式送人头。“砍牛尾”又称“剽牛”,举行仪式当天,先由巫师率领全寨民众将人头送出寨外,回寨后将一条肥壮公牛栓在木桩上,一俟巫师砍下牛尾,四周群众蜂拥而上,挥刀争割牛肉,一头牛数分钟之内便被分割完毕,场面甚为惊险。“剽牛”标志着一次猎头活动的结束,数日后春播,又要再一次猎头祭谷,如此循环不止。 佤族的人头祭保留了原始宗教血祭的特征,粗犷剽悍,痛快淋漓,是人类潜意识中某些破坏性本能不加节制的宣泄。这种落后的宗教习俗往往成为引发氏族械斗的根苗,造成佤族内部及与周边民族的纠纷。50 年代以后,在当地政府的教育引导下,佤族人民已经逐渐放弃了这种落后的习俗。 (2)白族的“本主”崇拜。白族传统宗教中最突出特色是“本主”崇拜。“本主”是白族主神的汉语译名,白语呼为“朵博”,“劳谷劳泰”等,意为大老爷,祖父、祖母。本主最早是氏族部落的守护神,后来演化成村寨守护神。在白族聚居区,每一村寨皆有一名本主,或一、二村社供奉一名本主,或一村供奉数名本主,情况不尽相同。不过每一本主皆有自己的神庙,庙内供有本主像,或为泥塑,或用香木雕成。有的本主庙还供奉本主神的侍从及子孙。据民间传说,白族共有五百神王,即五百位本主。五百神王之上是“七十二坛景帝”,“十八坛神”,“九坛神”,逐次升高,最高位的本主是神明天子。但是实际上,本主神之间并没有明确、严格的隶属关系。本主神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男男女女的本主神一般都有“点苍昭明”、“应民皇帝”、“爱民皇帝”、“洱河皇帝”、“英武将军”、“茶花公主”等封号,每位本主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和特殊的祭仪,被认为是一方土地的保护神。 白族的本主神种类繁多。有自然神祇,如天、日、月、风、雨、云、雪、山、河诸神,水泉女神、金江圣母、沙漠大王等等。有图腾神,如白石本主、大石天神、虎老太、梅花鹿仙、黑龙、黄龙、母猪龙等等。有祖先神,如传说中的白族先民劳谷和劳泰,他们是一对夫妻,与其十几个子女发明火、打猎、种植、纺织、建筑,故被尊为本主。有英雄崇拜的对象,如猎神杜朝选,斩蟒英雄段赤城,抗暴女英雄阿南和柏洁圣妃,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定国等等。有佛教和道教中的神,如观世音、大黑天王、天王菩萨等等。有南诏国、大理国的皇帝、大臣,如细奴逻、隆舜、凤伽异、杨干点、段思平、段宗榜、郑回、杜光庭等等。有汉族著名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唐剑南留守史李宓及其子女。也有白族农民中的烈妇、孝子等被当地人民视为道德楷模者。从白族本主的来历看,本主崇拜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的混合物,凡为民除害者,有英雄业迹者,为国立功者,道德高尚者以及当时人们尚不能认识的各种自然现象,皆可成为崇拜、信仰、爱戴、依赖的神,在他们身上,白族群众寄托了自己的超人间向往。同时,本主崇拜多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故有浓厚的人间氛围和地方色彩。 白族人民对本主的信仰极其虔诚。他们认为本主管着人间、阴间的一切事务,故不论耕耘收获,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要到本主庙去烧香献祭,祈求本主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每年岁初,各村都要搞迎本主活动,人们用彩轿抬着本主的泥塑或木雕,打着大红伞、龙凤旗、飞虎旗,鼓乐宣天地巡游本主保佑的各个村寨,沿途各家设香案恭迎。祭祀活动期间,不许下地生产,杀猪宰牛庆贺,并有巫师跳神,唱巫歌,有烧铧头、上刀杆等娱乐活动。“迎本主”成为白族民间一个盛大的节日。 (3)彝族毕摩、苏尼的巫术活动 彝族是我国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分布在西南数省,其中四川凉山的彝 族地区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宗教形态。毕摩、苏尼是凉山地区彝族巫师的名称,他们通过花样繁多的巫术活动维系着传统宗教。 毕摩是凉山的高级巫师,只限于男子担任,一般是家传世袭,并须经一 段时间的学习。在彝语中“毕摩”的原意是教师,因为他们会认老彝文,能读彝经。目前发现的彝文经书有数百种之多,包括作斋经,百解经、除祟经、占卜经、解梦经等,除了宗教内容,经文中还包括天文历法,道德伦理,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医药卫生等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毕摩不仅是人神之际的沟通者,而且是社会上掌握文化知识最多的人,受到整个社会的敬重。彝族人凡婚丧嫁娶,吉凶祸福,年节集会,都少不了清毕摩作法,主持招魂、禳灾、驱鬼、治病、合婚、占卜、安灵、招魂等仪式。 另一类较低级的巫师叫“苏尼”,专事跳神、驱鬼、治病。苏尼一般不懂经文,不认字,男女均可担任,亦不世袭。一个人要想成为苏尼,关键是能使自己精神进入歇斯底里状态,自称灵魂附体,胡言乱语,狂跳不止,便可使人相信他具有与鬼神交通的能力。苏尼的情况与北方民族的萨满颇为近似。苏尼的法器主要是一面羊皮鼓,作法时全身战栗,旋转跳跃,猛击羊皮鼓,厉声高喊,据说如此便可驱走作祟的野鬼,使病人康复。在彝族人民极度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苏尼捉鬼多少也可起到一点心理治疗的作用。由于苏尼不懂经文,所以不能主持大型法事,一般也不脱离生产劳动,为本家支成员作法免费或收费很少。 彝族传统宗教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祭神与巫术相混合。巫术是原始人在对自然规律认识很低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宗教行为,他们认为通过各种仪式和动作,便可以操纵某种神秘力量,借以达到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界的目的。进入文明社会后,巫术稍事改变形态而留存下来,在凉山彝族民众中,稍遇大事便请毕摩主持各种巫术,以求达到人力所不可及的目的。常见的巫术有如下几种: 占卜:彝族的占卜以动物卜为主,凡婚丧、疾病、播种、狩猎、出行、贸易、械斗等大小事宜,皆要请毕摩为之占卜。比较流行的方式有:①羊骨卜,选用羊胛骨,用火焚烧,根据骨头裂纹长短、左右断其吉凶。②鸡卜,彝族人很重视鸡卜,有“超度鸡占先,作战鸡占先”的说法。鸡卜的方法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区用鸡头卜,将鸡头盖骨上的皮撕开,看头盖骨的颜色,洁白为吉,有红点不吉,有黑点为大凶,要死人。③鸡蛋卜,常用于占卜疾病和外出的亲人,方法是将鸡蛋在病人或外出亲人的衣服上摩擦,然后将鸡蛋打入清水中,由毕摩观看蛋中呈现人形还是鬼形。④苦胆卜,看猪或羊的苦胆是否透明,透明运气则佳,混浊运气则坏。类似的占术还有不少,实难一一例举。事无巨细皆占卜于神,说明人对自己的活动自信心不足。 “白色巫术”:为自己求福利的巫术称为白色巫术。如凉山彝人经常举行的一种清除污秽、消灾免难的巫术叫做“尔查苏”,一个家庭每年至少要请毕摩举行一次。毕摩用一块烧红的石头淬入装有艾蒿水的瓢里,随着吱吱声响和冒出的热气,毕摩诵解秽经,率主人一家绕祸庄一周,表示已断污秽。主人便会相信今年邪魔不浸,万事亨通。此外,毕摩还会招鬼、送麻疯、防雹等多种驱魔巫术。 “黑色巫术”:主要用来攻击和诅咒仇敌的巫术称为黑色巫术。彝族人相信,靠巫术的某种神秘力量,可以将灾难加于敌身。如一种称为“子克觉” 的巫术在凉山很常见,在“打冤家”(械斗)之前,要先请毕摩用巫术作祟于对方。通常是取一节因癞病而死的牲口腰骨,放在一个用草做成的假人中,写上仇人的姓名,全家支人共同诅咒,然后将草人秘密置于仇家附近路边或 田野里,如果仇人从旁经过,他们相信仇人便会患病,甚至死亡。 神判:当村寨中出现了财产、盗窃、口角纠纷时,头人往往命毕摩出面请天上神灵下凡主持“神判”。在奴隶社会中,神判成为法律的一种重要补充。神判的形式很多,在凉山地区主要有:①捧铧口,纠纷双方当事人集中于某处,先由毕摩诵经请神,然后将一铁铧头烧红,当事人双方手上放竹篾条,上垫白布,祈祷神灵后捧起铁铧,行走 9 步,手未灼伤的一方为胜诉。 ② 摸蛋,用一大锅装满浇开的水,将一鸡蛋放于锅底,当事双方伸手取蛋,未烫伤者为胜诉。③摸石头,将两块烧红的石头分别放在纠纷的双方的手上,烧伤者或不敢捧者为败诉。④折棍子,毕摩念经、诅咒之后,争诉双方敢于折断一根小棍者为胜。因为人们相信毕摩已经在小棍上施展了魔法,小棍即代表了人的身躯,理屈者担心自己会受到巫术的惩罚,故不敢去折棍。⑤打鸡,纠纷双方先起誓诅咒,然后将一只公鸡杀死,滴血于酒中,敢饮酒者为胜。因为人们相信在神面前起假誓者饮此血酒不得好死。类似的神判形式还有不少,难以尽述。 彝族传统宗教中所包含的巫术,在其它少数民族,甚至部分汉族地区也 有遗存。不过由于凉山彝族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奴隶社会制度一直保存 到本世纪 50 年代初,各种宗教巫术也就保存得相对完整,成为当代学者研究 传统宗教巫术的典型环境。 (4)纳西族的东巴教与《东巴经》 生活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纳西族,普遍信仰一种叫做东巴教的传统宗教。东巴教因巫师被称为“东巴”而得名,其信仰内容,宗教仪式的样式与萨满教无本质差异,但特殊之处在于,东巴教留下了大批的《东巴经》 。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绝大部分没有统一的教义和经典,宗教观念全凭巫师历代心口相传,宗教仪规听任巫师现场发挥。可是纳西族的东巴教在发展过程中却形成了专门记述宗教内容的东巴文,写成了大量东巴经传世,成为纳西族珍贵的历史文献。古时候,东巴经写在用构树皮自制的土棉纸上,用锅底油调胶水、胆汁制成墨汁,用竹笔或铜笔书写。经书每册长 32 公分,宽 12 公分,从右向左书写,并配有图画。由于东巴文仅 1200 个字符,无法详细记 述东巴经的全部复杂内容,故东巴经仅仅是借助图文,起帮助东巴记忆的作用。目前,国内外收集保存的东巴经约有 2 万册,删除重复的内容,大约 600 余卷,800 万字左右。主要经文包括《创世纪》 、《鲁搬鲁挠》 、《黑白战争》 、《祭天古歌》 等,详细讲述了东巴教的天神、地鬼、人世的三种境界,认为天神保佑人类,鬼怪作祟,人只有依靠天神才能求福免祸。《占卜经》 教人预决吉凶,选择良辰吉日的各种卦法。《送魂经》 讲述了招魂、送魂的各条路线,是考察纳西族民族迁徙的宝贵材料。此外,《东巴经》 还包容了纳西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间习俗等各方面的内容,几乎成为研究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纳西族的传统宗教所以能形成比较完整的经文,主要是由于藏传佛教、本教以及汉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所致。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宁码派在纳西地区早有流行,吸引了相当部分的群众。而固守传统宗教的巫师、信徒,为了与外来宗教抗衡,自觉或不自觉地要吸收佛教这种较高层次宗教的内容及其形式,以充实发展自己的宗教。这一点在东巴经中有明显的反映,如东巴教的三大主神中,一号大神丁巴什罗,二号大神阿罗什罗都来自西藏,也是本教尊奉的大神。东巴经中关于天堂、地狱、解脱等观 念显然与佛教一脉相承。东巴使用的法器绝大多数从喇嘛那里学来的,他们念诵的咒语绝大多数出自梵文和藏文,东巴经中用东巴文记载了《白虎通义》 ,东巴经文中还出现了阴阳五行、神仙灵洞等思想??总之,无论汉地佛教、藏传佛教,还是道教,全都有自己卷帙浩繁的经典体系。东巴教在吸收这些外来宗教的思想内容时,也模仿他们的形式编写自己的经典体系便不足为奇了。因而,纳西族的东巴教才有了异于其它民族传统宗教的经文。但是与各种发达的宗教相比,东巴教的经文还处在初级水平上,缺少创生宗教经过教主和学者发挥、整理的宗教经典的系统性和权威性。 |